劳德代尔堡的民权运动领袖在最近几年里使新的印花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现在，烂醉如泥的冲浪者和喧嚣的大学生已不多见了，他们被新开的咖啡馆和高档酒店从沙滩上抢走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也已为人父母，手头有钱花了。这个城市像一棵棕榈树那样倒向了金钱一边，被抛光、清洗和上漆。跟所有的旅游目的地一样，瞥一眼这些显眼的印花，就能了解一点其内在的俗艳。虽然城市里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更喜欢画廊，坐落在沙滩上的却是T恤店，因为人们想买T恤。
　　海滩附近的沃尔格林药店出口处有一只盛放T恤的大箱子。它被放在这儿是因为主人希望以此吸引从药店里出来的购物者，而且这个方法的确奏效：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翻这个箱子，哪怕只翻1分钟。箱子里装了上百件T恤，每件5.99美元或两件10美元。所有T恤都印有一个关于佛罗里达的主题—贝壳、鲜亮的鱼或棕榈树。
　　我把手伸进去，拽出了一件T恤。这是件白色的T恤，印有火红的鹦鹉，下面是“佛罗里达”字样。我走到收银台付款，然后走出药店，来到太阳底下，透过包装纸看着这件T恤。
　　“就是你了。”我想。
　　回到华盛顿，我从聚酯袋中取出这件T恤，看着标签。上面写着“谢里制衣厂”，下面是“中国制造”。我在搜索引擎中键入“谢里制衣厂”。几分钟后，我就接通了该制衣厂总裁加里·桑德勒的电话。“当然，”他说，“来吧。从华盛顿到我们这里来的拜访者不多。”
　　谢里制衣厂位于迈阿密的老工业区，这个离机场不远的工厂与仓库看起来有点荒凉。加里·桑德勒有着被佛罗里达的阳光晒成褐色的皮肤，非常友好，对大学教授有一种善意的怀疑态度。他没有丝毫傲慢，但明显对他和他的家族事业感到自豪。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孩子和他的销售团队的照片。
　　加里的父亲昆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成立了谢里时装公司，这家公司是以昆廷的大女儿命名的。昆廷从独立批发商起步，他沿着海滩，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向店主推销小纪念品。在旅游季节，他通常去纽约提货，然后回到迈阿密兜售他的商品。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喜欢在度假时购物，特别是购买纪念品。昆廷发现有热带主题的小物件儿在来自美国北部的观光者中尤其受欢迎。
　　20世纪50年代，“可穿的”纪念品选择很有限，度假者通常想带些小纪念品回家，而非服装。然而，昆廷发现他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一是一条方巾—一条印有佛罗里达主题的棉布方巾。这条方巾跟那个时代的许多旅游工艺品一样，在日本生产及印花。不久之后，谢里时装公司发现它处于一个经典的批发商的困境，即利润得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挤出来。1955年，昆廷·桑德勒抛弃了他在纽约的供应商并在迈阿密开了自己的纺织品印花厂。谢里时装公司摇身变成谢里制衣厂。
　　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里·桑德勒从大学辍学后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并且在1986年成为总裁。1999年年中，桑德勒的外甥（谢里的儿子）承担起公司日常运营的责任，总裁职位传到了第三代。
　　如今，谢里制衣厂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印花T恤生产厂。它仍然以旅游贸易为核心。在基韦斯特、佛罗里达、德纳里山、阿拉斯加以及其他许多旅游景点，还有欧洲，都有谢里制衣厂的T恤出售。谢里制衣厂的设计师为每个旅游市场设计主题，而这些主题会在迈阿密的工厂中被印在或绣在T恤上。
　　无印花的白T恤（还有沙滩毛巾和棒球帽）的存货装满了谢里制衣厂的一个两层的仓库。这些未印花的货物会被从货仓送到印花机旁，印花机就像矗立在货仓旁边的摩天轮。工人把每件T恤在轮辐的平直端上滑过，这样的翻转差不多有14次。每次轮子一停，就有一种不同的颜料从丝网上的微孔中喷出。当T恤回到印花机的初始点时，一位工人把它扯下来传给另一位工人，然后把它平放在干燥传送带上。另一位工人把它从干燥传送带上拾起后，再将它放在第二条干燥传送带上，该传送带将T恤传送至一条管道并将其从管道另一端抛出来。T恤被折叠整齐，不过它不再是T恤，而是一件纪念品。
　　堆在手推车上的T恤印着诱人的沙滩、高山、摩天大楼和冰川的图案。每件T恤都让人身临其境，人们会穿着它回家。你穿过临近工厂的货仓就像看旅行纪录片，对具有探险精神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凡是去T恤所到的地方你都需要防晒液，但是在它们的出生地，你只需看看T恤就行了。
　　加里·桑德勒从墨西哥、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孟加拉国、洪都拉斯、中国、巴基斯坦、博茨瓦纳、印度、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购买T恤。2008年，在我和加里再次进行交谈时，T恤的生意比几年前难做很多：竞争，特别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变幻莫测，外包业务更加复杂。另外，经济增长放缓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旅游业，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谢里制衣厂的生意。
　　我的T恤来自中国。它可能于1998年年底从上海出发，几周后到达迈阿密的港口。这件T恤总共花了桑德勒1.42美元，其中包括24美分的关税。它是1998年在美国服装进口配额体制下从中国进入美国的约2 500万件棉T恤中的一件。这件T恤的旅程见证了经济力量克服障碍的能力。要来到这儿，这件T恤要击败美国纺织与服装业和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还要克服迷宫似的让任何人都望而却步的关税与配额体制，但是加里·桑德勒不怕麻烦。尽管美国国会、工业领袖和议员竭尽全力阻挠，尽管有配额和关税的存在，还是有价格最低廉、质量最上乘的中国T恤进入了美国市场。
　　中国是个大地方。我问桑德勒，T恤到底来自哪里？桑德勒搜遍了他的名片夹，从中抽出了一张。名片上写着 “许召敏（音译）先生，上海针织厂”。
　　“打电话给他，”桑德勒说，“他是个不错的人。他会告诉你一切。”
　　“许召敏。”我设法朗读出来。
　　 “不，不，”桑德勒说，“他的美国客户称他为‘帕特里克’。”
　　我邀请帕特里克·许和他的夫人在他们到美国旅行时参观华盛顿，他们接受了我的邀请。
　　帕特里克·许的业务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穷国和富国。他每年都到美国旅行两次以上，拜访老客户和开拓新客户，关注西方的流行趋势，把美国人的想法带回工厂。尽管帕特里克乐意把白色的T恤销售给像加里·桑德勒这样的老客户，但他对上海针织厂生产的白色T恤的前景并不乐观。来自工资更低的国家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竞争太多了。他认为，用不了多久，他的来之不易的客户将会从其他地方购买T恤。帕特里克正试图把价值链提升到如毛衣这样的花哨商品上。
　　在1999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帕特里克说：“到中国来，我带你看这一切。”
　　我想了解整个故事。他能让我看生产T恤的地方？能。那么生产布料的地方呢？当然能。我想进一步试试我的运气：那么织布用的纺锤呢？纺纱厂呢？当然，他都能安排。但是，这可不是故事的开端。棉花呢？为了讲述我的T恤的一生，我必须从其发源地开始。我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之一。我能去农场看看棉花是怎么生产的吗？帕特里克看着这件T恤，说：“好，也许会有困难，我想棉花种在离上海很远的地方，或许在得克萨。”
　　“得克萨？得克萨在哪儿？有多远？”我问道。我把桌上的地球仪转到中国那边。他能在地球仪上指给我看得克萨吗？
　　帕特里克笑了。他接过地球仪将其转到地球的另一边。“这里，我想它生长在这儿。”我顺着他的手看去。
　　帕特里克指的是得克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