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滇庆 李昕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粮食安全不仅是保障人民生活的必需，也是保障国家独立、稳定的重要条件。徐滇庆教授在大量的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基础上，用客观事实证明了中国人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够活得很好,所谓“中国崩溃论”是毫无根据的。本书中还有许多新的观点值得关注。例如作者指出中国不缺粮，由于粮食库存过高，造成了一些损耗和浪费。他建议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适度降低粮食库存。

作者简介

徐滇庆，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应聘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李昕，中山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的意思是，看起来水很柔顺，有利于万物而不同别人争抢，实际上水是无敌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树大招风！世界上大多数人为中国的发展和成就喝彩，可是也有个别人对中国挑三拣四，横加指责，甚至不断地发出经济制裁的威胁。
　　经济制裁的幽灵一直在国门外徘徊。
　　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全面禁运。
　　60年代，苏联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对华经济制裁。
　　进入新世纪以后，各种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2010年，美国的克鲁格曼等学者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美国一群议员联名要求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山雨欲来风满楼，会不会再来一次经济制裁？
　　在各种经济制裁中，中国人最担心的恐怕就是粮食制裁。年过五十的人对“三年灾荒”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对于粮食安全总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惧。2008年，国际市场粮价暴涨，“粮食危机”、“粮食战争”等字样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海外有些人趁着粮价暴涨之机将污水泼向中国，“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再度沉渣泛起。有些友好人士和某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弄得许多人神经紧张，好像真的发生了粮食危机，就要大祸临头了。三个看起来似乎并不直接相关的课题被串联在一起：汇率之争会不会引起贸易战？贸易战会不会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对于外来的压力和挑衅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可是，较少看到对于经济制裁原理和策略的分析研究。回顾历史，在应对外部经济制裁上，我们有些事情做得很好，有些事情还有改进余地。正是由于对经济制裁缺乏研究，才在有些地方过度紧张，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显然，只有对经济规律了解更深，才能有备无患，采用正确对策，降低成本，在应对各种挑战的同时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看起来，2008年出现的所谓粮食危机，以及2010年出现的汇率之争都牵涉到贸易战。有些西方人动不动就用贸易战来威胁中国。因此，有必要很好地研究探讨贸易战的基本原理和应对策略。提高危机意识，破除迷信，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各种危机的准备，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不论某些外国人的声名如何显赫，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只不过是一知半解，隔靴搔痒。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问中国人！并不是说中国人一定比老外高明，而是各有所长。如果让中国人去谈北美或欧洲的问题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外国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他们的建议值得认真思考，但千万不能迷信、盲从。
　　毫无疑问，粮食安全，事关重要，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可是，过犹不及，如果由于缺乏研究而过度谨慎，不敢放手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千万注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教训，一个倾向掩盖了另外一个倾向。目前，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尚未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人们各持一端，似是而非，好像各方说的都有理，结果，举棋不定，犹豫徘徊，因循守旧，在传统农业结构上打圈圈，走不出新路来。正确的经济政策必然来源于调查研究。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讨论经济问题一定要进行效益和成本定量分析，寻找最适合国情的发展途径。只有真正了解国际粮食市场的格局和历史上粮食制裁的机理与始末才能打破旧观念的束缚，破除对粮食制裁的恐惧，大胆地改革农业生产和粮食库存结构。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有必要认真讨论一下：
　　第一，中国是不是“汇率操纵国”？
　　第二，到底有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如果说有“粮食战争”的话，究竟是谁跟谁打起来了？
　　第三，粮价暴涨和中国有多大关系？是不是中国惹的祸？
　　第四，中国的粮食安全有没有问题？库存的粮食够不够？
　　第五，会不会爆发一场针对中国的粮食贸易战？如果有这样的可能，中国应采取什么对策，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经过一番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操纵汇率。
　　第二，根本就没有爆发过粮食危机。2008年粮价暴涨属于商业周期波动，只不过由于处置失当，导致波动幅度偏大。
　　第三，国际市场谷物价格暴涨和中国毫无关系。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确实推高了大豆价格，但是中国大量出口水产品，压低了国际市场水产品价格，给大豆生产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农民进口大豆并没有吃亏，外国农民出口大豆获利匪浅，是一个典型的合作双赢的案例。
　　第四，迄今为止，中国不缺粮，粮食安全没有问题，恰恰相反，中国粮食库存过高，造成了不应该的损耗和浪费。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将中国的粮食库存下降4500万吨。
　　第五，妄图通过粮食制裁来遏制中国，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应付粮食制裁的能力绰绰有余，完全没有必要惧怕粮食制裁。谷物自给率可以从当前的100%下降5个百分点，增加进口玉米和小麦2500万吨。
　　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要区分饲料和口粮，以谷物自给率作为粮食安全的主要指标。如果我们对粮食安全有信心，可以大幅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减少土地密集型作物播种面积，进口饲料，置换出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从而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如果进口饲料在经济上合算，宁肯将部分土地休耕也要增加进口。但是务必保持农田性质不变，保持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弹性。要区分粮食生产能力和实际粮食产量这两个概念。只要粮食生产能力保持在需求总量的95%以上就符合粮食安全的要求，实际自给率可以低于这个标准。在连续6年获得农业丰收之后，如今已经到了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调整农业生产和粮食库存结构的关键时刻。
　　改革和开放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有机整体。从数学模型上来讲，改革是提高效率，尽可能靠近可行集的边界。而国际贸易则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在扩大对外交流合作的同时，必须花大力气改革农业生产结构。
　　正如老子所说：“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只要我们有所防备，根本就无须惧怕外国发动贸易战。我们用不着和别人去争，也用不着害怕别人来和我们争。我们完全可以顺应时代潮流，大幅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节约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保护宝贵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质量更高的自然资源。
　　显然，本书的结论和媒体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些不一样，究竟谁是谁非？不妨展开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让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在相互切磋和争论中发现真理。不过，学术讨论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学风。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目前国内学风浮躁，海外有些人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地猜测，特别是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迎合舆论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关于操纵汇率、粮食安全的议论，其中真话和谬误混杂，实在让人感到困惑。说真话不仅需要知识，有的时候还需要勇气。普及经济学知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是端正学风、坚持真理。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定量研究，也并不需要对每个课题都建立数学模型。可是，任何有关农业的研究必须有数据支持，千万不能信口开河，随意发挥。直到今天，我仍然肯定莱斯特·布朗先生的善意，可是由于他缺乏经济学训练，对中国的数据缺乏了解，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判断屡屡失误，有损声名。在本书的研究中凡是引用数据的地方都反复核实，凡是能够建立数学模型的地方，我们都尽力而为，希望能够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即使不同意我们观点的朋友，也可以直接依托这些数据和模型来批评指教。如果是数据错了就更正，如果是模型错了就修改。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讨论才能深化人们的认识。
　　刘国光老师是我们经济学界的老前辈，他亲身参与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后进学人非常关怀，不吝指教，多方提携。多年来我有幸多次聆听他的教诲，受益良多。他特地为本书撰写序言，令我感到在无比幸运之外还有几分惶恐。
　　我曾经多次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活动，非常赞赏他们严谨的学风。当我们的研究已经进展过半之后才看到他们的报告《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拜读之后获益匪浅。不过，觉得在很多问题上意犹未尽，需要补充、发挥。如果当初他们写报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参与其中，也许有助于提高报告的质量。可以说，我们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天则所报告的续篇。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丁声俊教授是研究粮食问题的专家，2009年夏，他冒着酷暑，不辞辛苦赶到北大来，给我不少帮助和指点。周其仁教授、卢锋教授在中国农业研究上造诣颇深。我每当有困惑之时，都大大得益于与他们的讨论和切磋。衷心地感谢姚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郑玉歆、汤敏、左小蕾、文贯中、李玲、许定波、李稻葵、霍德明、巴曙松、赵晓、钟伟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衷心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本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术环境。在这里没有偏见，没有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勇于探索。名义上我每年4个月在北大，8个月在加拿大，实际上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关于中国经济研究上。非常感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Hur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给我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条件和各种支持。
　　如果还像以前一样表达对夫人的谢意，似乎重复次数太多。可是，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关克勤提供的后勤支持和各方面的帮助，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李昕于2008年来到加拿大跟随我写博士学位论文，并于2009年顺利获得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我带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她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敬业而有效率。她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交给她的科研任务。本书中大部分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都是她完成的。目前她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只要持之以恒，前途无量。
　　我的恩师张培刚教授早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就论述了粮食安全问题。他老人家很快就要作百岁大寿，作为张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后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我愿意将本书作为奉献给老师的一份微薄的贺礼。
　　我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10年前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成功的合作，出版了《从危机走向复苏——东亚能否再度起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经济学界的口碑甚好。大家都非常钦佩他们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他们在收到本书的初稿之后，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内在逻辑性，增强了可读性。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写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的资助。
　　我以前很少涉及农业经济课题，学识浅薄，难免说些“外行”话。在本书中我直率地谈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抛砖引玉，难免有错误的地方，衷心地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