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的“流浪”经历，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于建嵘的核心价值观：时时处处为底层弱势者着想。多年前，在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里，于建嵘就曾表白，他坚持不懈地到“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调查研究，“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从《岳村政治》，到后来的“农民税费抗争调查”、“土地纠纷研究”，再到“信访制度改革”，于建嵘的底层社会问题研究，是用腿一点一点地跑出来的，一个个访谈和一个个数据，支撑起了他的理论体系。
    当然，于建嵘最让人尊敬的是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关注的课题，都是当下尖锐的社会矛盾所在。在介入现实的问题上，一些特别爱惜“羽毛”的学者更加乐意关起门来，专心考据，展开形而上的玄思。于建嵘的工作单位是在北京，但他大多数时间并不在北京，而是“出没”于全国各地的村镇和厂矿。他因此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他的《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正是基于不停地在村落和乡镇之间穿行，在矿井和上访村之间辗转，以敏锐的体察方式，探索着当代中国言论路径的结果。
    《底层立场》讨论了“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村民如何自治”、“‘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信访改革需要新思维”、“基层政权的困境”、“在底层发现政治”、“权利、良知与责任”等广泛的话题，但主基调却可概括为一个，正如青年学者张耀杰以“于建嵘的底层立场”为题的代序所说：“用谦卑敬畏的低姿态正大光明地从事自己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的真问题和真学术，而不是像他所批评的一些学者那样，动不动就采用‘社会敌意事件’之类的高调概念危言耸听地误导社会舆论。具体点说，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最需要的是依法限制公共权力并且依法保障个体人权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而不是所谓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于多数人的利益的空洞民主……”
    确实，转型期的中国，携带了很多令人沮丧的“凉气冷风”，也不乏令人心生不安的“晦雾黑烟”。有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在时间的绵延中缓慢聚集更多的疑问，绑架人的自信，使人变得更加谦卑，更加宽恕。有些问题，是可以给出明晰的答案的，但是因为各种原由，这些答案被人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在《底层立场》中，于建嵘谈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属于后者，他不惮于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解答，同时，他并不自信这些解答能否给了那些本该直接走向问题的人们的信心：“何必僵化处理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问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全民低保’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30年中国农民的得与失”、“责任与良知：中国学者30年”……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在他的黑框眼镜背后———那双眼神深邃略带清幽的迷茫，但他一直“奔跑着将人们引向问题的内核”。如此，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更觉察到了潜伏在问题后面更深层次的危机。
    “奔跑着将人们引向问题的内核”———这是包括于建嵘在内的那些有追求、有坚守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言论的舞台上，与资本、权力抗争过后留下的“镜像”，令人崇敬，令人深思。
    《底层立场》不表达忧伤，甚至连忧虑，都很内敛。有人说，于建嵘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学者梦游般的形象———也许，他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战，而是保证不梦游，保证所说的话不是语焉不详的喃喃。另外，他也并不是很从容，在不少评论文章里，他用得最多的词，是“不应”、“必须”、“需要”、“理应”、“应当”，切切之心，无遮无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