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教授的新著《底层立场》是一部厚重的文集。它收录了作者数年来发表在国内各类媒体上的时评和随笔，既独立成篇，又体系浑然，既有对具体问题的梳理和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论和展望，读完该书，不禁为作者鲜明的底层立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学者良知所打动。
    本书从农民工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入手，探讨了三农问题的病灶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基层政权的困境和信访改革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透过该书，我们看到，举凡当下中国最具问题意识、最前沿的政治、社会问题，无论是农民工人维权、失地农民抗争、基层政权危机、社会泄愤事件、中国信访制度大讨论，他无役不与，字字关切，句句惊心。他始终站在捍卫农民、工人最基本权利的角度，解读、描述当下中国的社会冲突。他坚持权利底线，认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
    自2001年于教授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出版以来，其影响日大，流布日广，但在主流学术界的眼中，他却是一个“异数”。在我看来，其原因便在于于教授鲜明的底层立场和敢于直面诸多学术禁区的学者良知。与时下学术界满足于困守书斋坐而论道、日趋体制化精英化的言说方式不同，于教授多年来风尘仆仆的奔走于偏远的中部农村与沿海城镇，无论是在维权抗争不断的底层社会，还是在无数苦难云集的北京上访村，都有于教授朴实坚毅的身影。他用身体力行的底层调查颠覆书斋学者的苍白和孤傲，用朴素的实证方式解读当下中国的社会冲突，用事实破解意识形态的毒素和精英们的谎言，用数据呈现一个暗流汹涌的当代中国。他的论述总是携带着底层的体温，他的言说总是应和着底层的脉搏，他的分析总是能够深入底层的肌理，他的学问是用脚走出来的学问。一个社会学学者可能因为某项课题的需要而一时去基层“蹲点”，但一个学者十多年来长期奔走于底层，用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往于底层，这在中国的学术界，无疑是罕见的。在一篇名为《曾经的苦难是我的起点》的访谈中，他对自己的底层立场作出了剖白：“一个人研究什么问题，与他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我小时候当了八年没有户口的‘黑人’这是我做农村研究最大的原因。童年的苦难，可能对一个人一生的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境遇、智力、生存能力不一样，但社会应该提供同样的机会和平台，不能制度性地把人变成‘黑人’，而应该努力消除那些可能让个人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制度，要保障基本的公民权。”“曾经的苦难是我的起点。我住到上访村，一点不感觉苦。我原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现在感觉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无所谓，失去也不可怕。”许多人曾经经历了苦难，但他们的苦难并没有化成有效的精神资源，而常常是有了点地位后 “一阔就变脸”，穿上西装忘了脚上曾经的泥巴，于教授显然与这样的人不同。
    多年底层的人生经历内化为一种精神资源，在尔后的学术研究中获得升华，于建嵘曾这样阐述自己的底层立场：“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底层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阶层的立场。底层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而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化身底层，扎根底层，替底层发言，为底层呐喊，于教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他不停的行走、著书、演讲，不停的为农民说话，为工人发言，为农民工的权利呼吁，为年年增加的社会冲突忧心如焚，他始终无法忘怀自己的底层立场，时至今日，尽管他在学术界早已声名赫赫，但他仍然身在底层，心在底层，不修边幅，貌同农民，吃住在京郊农村，写作在京郊农村，他以一种罕见的理想主义气质实践着“知行合一”的理念。正如著名学者张耀杰在该书序言中所言：“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他用谦卑敬畏的学者良知正大光明的研究当代社会的真问题和真学术，用真诚的心灵和理性的思想感动了无数底层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员，堪称颇具现代意义的空谷足音，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辞旧迎新的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于建嵘的这本《底层立场》是一部足以开启智慧，发人深省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