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等大量著作。 无论是著书还是在微博上立言，于建嵘始终保持着难得可贵的底层视角。 
 
　　底层行走

　　于建嵘曾经是“黑人”，这是他广为人知的经历。如今人们会问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何以会有这么浓厚的底层意识？他会说，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于建嵘小的时候，曾跟母亲和姐姐一起被赶到农村。在农村无法生活下去，母亲只好带着姐弟二人流落到城里，于建嵘成了“黑人”：没有户口。一家人没有居住的房子，也没有饭票布票。当时的家当就是一辆板车，板车上放着一口锅、两床被子。
　　8岁时，父亲托人将他送去上小学。但总有人知道他是“黑人”，班长带着人要拖他出教室。小小的于建嵘这时候已体验到弱势群体的滋味，他紧紧抱住课桌，但还是被拖了出去，母亲缝的唯一一件好衣服也被撕扯烂了。从6岁到14岁，这种“黑人”的待遇一直陪伴着于建嵘，让他过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冷暖。
　　难以磨灭的“黑人”经历，让他对底层人的生活和权益保护有了更多的关注。有一次在广东演讲，有听众问：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应站在底层立场说话，你应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
　　他指着台下一个快六十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来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今年出版的《底层立场》，是于建嵘明确亮出自己“立场”的一本书。
　　从《岳村政治》，到《农民土地维权抗争的调查》，再到《底层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一直在以一种忧郁的眼光打量着最底层的社会现实。
　　《底层立场》是一本时评集，从农民工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入手，探讨了三农问题的病灶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和信访改革等问题。在出版了数十本专著后，这样一本“小册子”（于建嵘语），却是于建嵘教授颇为看重的。
　　如此种种，使我们更想与这些书的作者聊一聊，以解开一些质疑者提出的疑问“你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站在底层立场说话呢？”这样的质问实际上也代表了“挺于”者心中所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站在高处，心向底层？
　　于建嵘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底层立场”：保证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底层人的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于建嵘亮出的“底层立场”符合他一贯的研究方向和观点。最有名的事件，莫过于他与江西万载县委书记就拆迁发生的争论。听到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吃什么”这句话时，于建嵘拂袖而去。
　　此事也令于建嵘在微博上爆红，现在，致力于在微博上为底层人士代言的于建嵘，已经成为拥有粉丝20多万的微博名人。在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士维权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现在，于建嵘的“底层立场”通过这本书集中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在并不平静的池塘又掷进了一颗石子，波纹瞬间散开的时候，一种诤言者的魅力留在了岸上。

　　底层人的权利 更容易受侵害

　　问：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底层立场”？
　　于建嵘：这就是保证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因为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底层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别人的侵害。所以我们强调底层立场，就是说底层人的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因为发展，不能因为未来的利益而受到侵害。现在强势人群侵害底层人群的事情很多，最常见的就是以公共利益的理由来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我强调的底层立场，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

　　问：对这本书，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于建嵘：那就是耀杰（指学者张耀杰）在书评里写到的：在《底层立场》这本书里面，于建嵘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民心工程也不能违法占地》，其中所表达的正是我们两个人一直坚守的底层立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奉行着为多数人谋福利可以牺牲少数人合法利益的观念，美其名曰‘舍小家为大家’。在我看来，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你不要告诉我，你做了一千件好事，现在侵犯点农民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呢？你也不要告诉我，他们的上访破坏了你的稳定，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

　　问：从《岳村政治》到你一系列的社会调查书稿，再到今天的《底层立场》，能够清晰地看到你一贯的价值体系，那就是对底层始终如一的关怀，这种关怀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转型期的意义是什么？
　　于建嵘：我所有的书都在讲一个问题，那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也不认为侵犯了老板的利益就是好的，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受到了保护，社会才能到达和谐与稳定。此外，我所有的书还在讲一个问题，要保护他们，需要制度践行。《岳村政治》主要讨论的是制度践行的问题。没有制度，怎么能解决问题呢？为了研究制度践行，我们需要了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先不说照顾 起码你不能欺负弱者

　　问：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底层人群的上升通道比较狭窄。
　　于建嵘：对，我曾经写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我用过的一个词是“排斥性体制”，关键是你进不去。10多年前，你读个大学，可能就感受到了改变命运的力量，但你现在读个博士恐怕都难以改变命运。我讲过一个观点，就是在这种固化的情况下，民众往上的通道受到了损害，所以有些人变得更加贫穷，更加难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而这样就会越来越失望，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有责任帮助民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方面，我曾经用了一个“中国梦”的说法。当然，实现这个梦也是很难的，我的这本书也是叙述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问：前几天有学者认为，底层人群的困境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
　　于建嵘：我觉得“威胁”这个词换成“影响”更合适些。如果不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有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影响。
　　他们实际上很难表达意愿性的东西，他们常常要依赖上访，然而上访也往往解决不了问题。而一些地方政府又往往以合法性的理由来抓人，这就产生了一个死结。像孟建伟的情况就很典型，父亲被打死了，他还不能说话，当然很痛苦啊。

　　问：你的微博上，前几天提到了孟建伟，说“想起复旦博士孟建伟的父亲被强拆的人打死，我泪流满面”，孟建伟虽然是博士，可是在强拆事件中也算得上是底层人士了，而你的“泪流满面”实在让人喟叹不已。
　　于建嵘：最近孟建伟不停地给我写信，我分析他也没办法了，可以理解他。对一个人，还是应该将心比心啊。换做任何人，自己的父亲被打死了，这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件事对孟建伟来说一生都会有影响的。

　　问：曾有学者将社会的正义原则一分为三，第一是权利平等，第二是机会平等，第三是照顾弱者，你怎么看？
　　于建嵘：我非常同意。另外一个问题，先不说照顾弱者，起码你不能欺负弱者，然而一些规则的制定就有问题。现在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很多，恰恰争的是弱者的利，面对那些强势方，你敢争吗？他们上访又被阻止甚至被抓，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民众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受欺负，这样当然就会越发带来社会的不稳。

　　我的底层立场 和小时候经历有关

　　问：在一次演讲中，你曾经提到过日本学者所写的《下流社会》，“下流社会”应该不同于底层社会，而这本书体现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有没有什么借鉴价值？
　　于建嵘：这个下流社会和我们所说的“主流社会”还是有区别的，但总的来讲，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思索的。但你要说借鉴意义，我觉得也很难，因为日本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我们不一样。

　　问：你曾经在海南挣过很多的钱，即使只从经济角度看，你也远离了底层，那么是什么让你一直保持了这种自觉的底层意识？
　　于建嵘：挣的那些钱让我生活是没有问题了。我的底层意识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有些你都想象不到，所以我对底层社会是比较熟悉的。

　　问：你有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谈你最早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岳村政治》。而康晓光教授称《岳村政治》为名著，但你在演讲开始时这样说，“你们也许就会发现，请我来这里讲座，也就有可能是康晓光教授有生以来最大的失策，因为，我是来批判以康晓光为代表、在当前中国十分流行的‘精英主义’价值观的。”那么，你是否感到，由于你作为学者所持有的底层立场，令精英阶层与你产生某种思想上的隔膜？
　　于建嵘：不一定是明确反对我的观点。比如说晓光，在不少地方和我还是比较相同的，他是一个很关心社会的人。总的说来，朋友归朋友，观点归观点嘛。一个人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对事物的判断就会不同。

　　问：还有一次演讲时，有听众当场提出疑问，说你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站在底层立场说话呢。
　　于建嵘：嗯，那是在广州。那个听众说我的立场有问题，我反问，怎么有问题？我的姐姐现在是下岗工人，我帮她说几句话有问题吗？

　　问：持这种心态的未必仅仅是这一个听众。
　　于建嵘：对，很多人都持有这种心态，他们总是认为知识分子都是应该高高在上的，好像不知人间疾苦，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级，我就是一个能说几句话的普通老百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