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伟 杨帆 刘士文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近年来，“重庆模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概念。之所以热门，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关于重庆的近几年治理实践，究竟好不好、能否持续，这在国内外是有强烈争议的。由此产生的不同看法，并不是某些官员所称的杂音、来源于“极少数人”。通过《重庆模式》一书，我们可以发现，对此概念持批评态度的人及其提出的观点，有许多来源于对重庆各领域发展情况的不了解。
    这绝不是说，重庆有关方面没有开展政策营销、让外界人士无法认知了解。有所偏见和误解的不少学者、媒体人、网民及其他人士，确实需要反省，警惕那种不愿了解和深读、随意轻率嘲弄的思维逻辑。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不在少数的人，下意识（无意识）的不相信“重庆模式”呢？这其中有没有模式本身与经济、社会、文化规律的错位，让人无法相信、接受和赞赏？又或者，本来做对了某一件、某一些事，而因为政策营销传播基调、话语方式过于突兀，造成质疑？
    另一方面，重庆模式，是否意味着一种可供复制的“问题解决模式”？换句话，重庆市近几年所推行的各项改革和施政，究竟能否推广到整个中国；重庆能否如深圳、上海浦东过去所做的那样，担当起中国国家转型的改革试点角色。这是基于“重庆模式是正确的”前提下提出的追问，也是《重庆模式》一书要想自圆其说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重庆模式》这本书的基本意义，就在于能使人更为全面、客观的看待重庆改革发展的政策方向和内容，认识到分别引起过国内外热议和批评的各项“新政”的连接关系，进而理解到许多政策（制度安排）的紧迫性、必要性和独特价值。譬如，重庆为消除地理、物流劣势，对产业分工进行垂直整合，改变了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创新发展出富有重庆特色的“一头（原材料）在内，一头（销售）在外”方案，实现配套物流成本最小化，使得信息产业集群迅速崛起，震惊全球业界。其间的创新思路和力度，颇值得国内其他地区借鉴。又如，重庆在培育国资、国企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使之承担起改善民生的责任（如公租房），做出了国内其他特大城市、大城市没能做到（不愿去做）的成绩，也是发人深省的。
    书中承认“重庆模式”有亟待完善加强的地方，较为简略的谈到，“民主建设对于重庆有特殊意义。重庆经验，主要是薄熙来书记领导下取得的，他个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但长期来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领导人……应主动进行民主的试验。只要按法律行事，民主发展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是真正控制腐败的制度屏障。”
    在笔者看来，《重庆模式》这本书比较出彩、能引起读者兴趣、发挥出几名作者才智水平的章节，当属第四章（经济开放、招商引资、产业整合）、第六章（城乡统筹）和第八章（民生导向）。而对于“重庆模式”本身引起争议最大的一些内容，基本沿用官方措辞，不仅显得亲和性、灵活性、说服力不够，而且也未能妥帖的与经济、民生工作整合在一起。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纲领都强调“民主”之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本书既然提到了“民主”，却仅仅一笔带过，未能务实全面的解读社会主义与民主、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民主、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几大根本性命题，以及这些命题与“重庆模式”正确性、生命力的关系，这才是最让人遗憾的。
    而满足当代任何社会体制形态下人民知情权、监督权，体现最基础民主的预算公开问题，书中也未提半句，颇让人不解。如今，无论是“重庆模式”的支持者，还是因各种原因而形成的批评者，都赞同这种模式培育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府，及其支配公共资源的能力。如果没有预算公开，笔者不相信单靠“唱读传讲”，就可以遏制三公消费，以及地方政府、国资国企出现错误决策、低效率运作的情况。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能够添加可操作的阳光政府、阳光财政、阳光国企（国资）等内容，并将制度创新付诸实践，才可能保障地区长期快速发展、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