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植荣 出版：中国商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中介绍了中国人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只有中国人还不知道工资的真相！瑞典公务员的工资比建筑工人还要低；美国总统都是越当越穷； 中国最低收入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低；比照巴黎，北京的合理房价是2134元/平方米；为什么只有中国有“考公务员热”……中国的分配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能再包庇政府，要让中国人知道自己工资的真相。

作者简介

刘植荣，独立学者，1980年参军，次年在部队考取军校。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被评为优秀教员，优秀共产党员，立三等功；1994年考取了中法友好奖学金留学法国。从2003年至2004年在天津某企业集团任人事教育部部长，后至某网络公司任经理，2006年9月担任埃塞俄比亚世界银行Woreta--Woldiya项目办公室主任兼翻译。通汉语、英语、法语，勤于笔耕。曾接受境外媒体路透社，自由之声，北美电视网的采访。曾在报刊媒体发表百余篇文章。

    一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
    预算不是一个钱柜，而是一个洒水器：它抽上来又洒出去的水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巴尔扎克
    如果一个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穷人，那它也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约翰·肯尼迪
    不自由，毋宁死。——帕特里克·亨利

    鉴于以上理念，我发表了《世界工资研究报告》，该报告被众多媒体刊载，我也为此接受了国内外数家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中国改革报》刊发该报告时还加了编者按：
    “收入分配”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人们对于“收入分配”之所以意见较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衡量收入高低缺乏一个科学的标准。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国企高管年薪百万仍被认为“不高”；没有这样一个标准，给低收入者的每一次涨薪都会有人批评“自损国力”；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尽管“公务员”已成为大家趋之若鹜的职业，仍有人不断呼吁进一步“高薪以养廉”。学者刘植荣根据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和有关材料，对全世界183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状况进行了研究，对各国最低工资的形成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的研究，对于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弄清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工资高低要在一个参照系内对比，这个参照系就是人均GDP。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 倍，世界平均为2 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 倍，世界平均为5 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了。
    中央高层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贫富差距。2010 年9 月13 日，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收入分配是项系统工程，研究收入分配不能只研究工资。工资属于第一次分配，还应研究第二次分配范畴的赋税以及第三次分配范畴的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研究居民的消费支出情况。如果社会福利能惠及所有百姓，能像世界不少国家那样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公交免费，能按照联合国规定的合理房价标准，用个人3—6 年的工资收入购买一套舒适的住房，工资低些百姓也不会感到生活艰难。

    二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总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十足的发展，这些光辉成就举世公认，无可置否，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都为之感到自豪。这些成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想添花，也很难在锦上找块空闲的地方。
    这次回国，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研，调研对象有大学教授，有中小学老师，有国际问题研究员，有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有工人，有农民和农民工，有失业者，有企业主和商人，有官员，有警察，有军人，有华侨，我发现，多数人并未因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加幸福感，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被股股怨气笼罩着，各行各业的人好像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都不满意。
    很多漂亮的房子被“铁笼子”罩着，抢劫、谋杀、群体性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校园的孩子们惨遭杀害，老太在街道上摔倒没人搀扶，女研究生在宿舍自缢，百姓为对抗“强拆”而自焚……我感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到了危机时刻，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国家“维稳”支出远远超过富人的得利。
    于是，我思考，对照自己在国外的生活体会，找出祖国究竟在哪方面出了问题。这既是一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虽然宪法赋予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似乎国人很少使用这种权利，果真有公民行使这一权利，马上就有人感到恐慌。公民发表点与“主旋律”不同的见解，他们就认为这是不和谐（要知道，和谐出自音乐的和弦，是“1-3-5”，不是一个“1”），于是，打着“维稳”的幌子野蛮地把这些言论给封杀了，于是，他们就粗暴地践踏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一个政府也好，一个党也好，一个人也好，犯错在所难免，只有知错、改错才能求得进步。越是爱面子，到头来越是丢面子；越是听不进批评意见，最终越是遭到众人的咒骂。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马克思认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由此看来，中国的媒体要想鲜活地生存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发出人民的声音。

    三
    在国内，大家谈论的多是“票子”、“房子”、“车子”和“女子”。我很惊讶，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这么快就低俗起来，中国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感到，一些拿高俸禄的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连非洲的中学生都不如，在非洲，我经常见一些中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是。
    社会上，毒奶粉、毒酒、毒茶油、毒洗头液、毒疫苗屡禁不止，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就嘲笑这些为获得财富不择手段的人：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中华民族是个爱富的民族，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违背良心和道德不择手段地掠取不义之财。
    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目前的价值观倒错。她说，我的价值观与中国官场上流行的价值观格格不入，问我感到孤独吗？我说，我随时可以与先贤对话，时刻聆听子孙的呼唤；我不求让某些人记住我，只求让人民记住我，让历史记住我。能为人民、为社会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比自己当富豪奢侈地挥霍社会财富要安心得多、幸福得多、快乐得多。2005 年9 月9 日我发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提出凸显官员是“文盲”+“法盲”》一文，通过列举世界170 多个国家义务教育免费的事实，批判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泱泱大国义务教育收费的非法性。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反响，推动了中国义务教育免费的早日实现。2009年，全国初中和小学（包括特殊教育）在校生7121.5 万，学费按每人每年1000 元计，这就减轻了百姓700 多亿元的经济负担！每当想到这些，我感到很满足，也很有成就感，我在为人民做事情，我就在人民中间，这怎么会感到孤独呢？
    邹韬奋讲：“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这也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不花费纳税人的一分钱进行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这是项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福利的事业，我感到很坦然，很充实，也很愉快。

    四
    有读者、亲朋对我说，你写这些文章会触怒一些人，自己要当心安全。听了这话我感到吃惊。我怎么了？不就说真话吗？不就表达民意吗？不就宣扬真相吗？不就辨别真伪吗？不就伸张正义吗？不就打击腐败吗？不就传播民主吗？不就探求真理吗？
    在海外，我有机会就教外国人汉语，我教的第一字总是“人”。我两腿叉开、双臂贴身，威严地站在那里告诉他们说，这就是Man, 这就是Homme。然后，把“人”写到纸上，给他们解释“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人”要简约，要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心胸坦荡，淡薄名利；
    “人”要稳定，要站稳脚跟，要有立场、有思想，风吹雨打毫不动摇；
    “人”要挺直，要昂起头颅，像铁塔那样，傲然屹立，唯我独尊；
    “人”歪了就需要有个依靠，那就成了“仆”。
    可就是有人一辈子都写不正这个“人”字，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就像马可·奥勒留描述的那样：人们相互蔑视，又相互奉承；人们各自希望自己高于别人，又各自匍匐在别人面前。
    2010 年9 月21 日，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都华盛顿接见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代表时，两个孩子的母亲韦尔玛·哈特神情凝重地对奥巴马说：“现在我要坦白地告诉你，我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了。你的政策让我感到彻底地失望。”奥巴马略显内疚地答道：“请再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如果到时候状况没有改变，你们可以对我们投下反对票。”国人也许认为这位母亲太没礼貌，怎么会当面指责总统。这太正常了，她只不过把“人”字写正了。
    总统也是公民，公民，就是公平的人。
    我在法国读书时，一次看电视辩论，是大学生与几个部长辩论艾滋病蔓延的问题。学生指着部长的鼻子大声训斥：艾滋病蔓延就是你们造成的，你们天天抓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让他们东藏西躲，生活中阴暗的角落里，缺乏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这才造成艾滋病蔓延。我想，国内的学生绝不会这么“放肆”，“乳臭未干”就敢在部长大人头上“动土”。
    在国外那种环境里，我似乎“长胆了”，到总理家做客，也没感到拘束，有时也与部长据理力争。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孩嫁给了老外，外国女人嫁给中国男人的却凤毛麟角。我曾与外国女人谈到这个问题，她们说，中国的男人缺乏雄性激素，小家子气，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唯唯诺诺不自信，吹牛拍马没骨气，点头哈腰没脊梁，随波逐流没思想。原来如此！
    男人就是男人。一次，美国纽奥良洪水决堤后，直升飞机救援被围困在屋顶的灾民，男人们等在那里没有一个动的，看着飞机将女人一个个救出去。那时天色已晚，男人们知道，如果飞机不回来，就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这只是电视上的一个新闻画面，没有任何媒体对此专门报道。西方人认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女人和孩子，这是男人的自然德性，无任何新闻价值，也不值得感动。
    这就是责任，一个男人的责任，一个人的责任。
    我认为，人活着要有责任感。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要努力学习，获得谋生的技能。然后是对家庭的责任，要把家庭成员照顾好，不要让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最后就是对社会的责任，努力把自己所在的社会建成人道、文明、公正、民主的社会。

    五
    一些人把中国人的奴性归咎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殊不知，中国的封建王朝绝非全是“一言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言不由衷、阿谀逢迎、吹牛拍马、投机钻营的势利小人是不齿于人的，被孔子痛骂为：“乡愿，德之贼也！”
    从汉代开始，朝廷里就设谏官，跟随皇帝左右，监察皇帝的言行，随时“批评”皇帝。谏官大多挑选有学问、有气节、平民出身、没政治资历的年轻人，以避免其连群结党，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不讲真话。
    一些历史书把皇帝的命令描写成金口玉言，任何人不得违背。其实，那是对皇帝威严的崇拜，是对皇权的神化。在唐朝，圣旨是这样发出的：先由中书省拟定初稿供皇帝画敕，就是让皇帝签发这个命令。但画敕后的命令并不会生效，还必须经过门下省审核。门下省的谏官们对皇帝的命令品头论足，认为没什么毛病，才在皇帝的敕下盖章，将命令交尚书省执行。
    如果门下省认为皇帝签署的命令不妥，便“封驳”退还给皇帝，说此命令有问题，不能执行。这颇似美国的“三权分立”，总统权力再大，他的命令没有国会的签署，就是废纸一张。
    历史上，任何王朝的鼎盛时期无不有个纳谏如流的明君。司马迁为给在战场上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但君臣并未因此结仇。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看了《史记》，见里面有不少骂他祖宗的话，但他包容了司马迁的观点，显示了“罪己诏”皇帝的度量。这就是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原因。
    中国现在的一些“土皇帝”比过去的真皇帝更独断专行、暴虐无道。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说一不二，目无法纪，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一些官员撒谎成性，上瞒领导，下欺百姓，对他们有利的就高喊“与国际惯例接轨”，对百姓有利的便拿出“中国国情”这个挡箭牌。这些年一个又一个的事实证明，当某些官员、专家动辄拿“国际惯例”说事时，他们恰恰是在违反“国际惯例”。
    学术界弄虚作假成风，假文凭、假奖项、假教授、假院士，不但抄论文，还抄家伙，雇凶对打假人士疯狂报复。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列宁警告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六
    学术研究就是要说真语，传真意，摆真相，寻真谛，辨真伪，求真理；它必须是独立的，不能站在某个立场上，否则，就会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沿着错误道路得出一个错误结论。
    要想独立，就必须有自由，包括身体自由和思想自由。没有自由的研究就是复制，复制限制他自由的人的思想意志，再传播出去，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样的研究只能起到麦克风、传话筒的作用。
    孟德斯鸠说：“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这不能说，那不能写，敏感话题不能发，敏感词汇要删除，这不是自由，因为没有法律禁止人们表达和使用所谓的“敏感话题”和“敏感词汇”。药只有敏感才能消除身体上的疾病，同理，话题只有敏感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应景之作”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如季羡林老先生自己忏悔的那样：“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但并不是人人需要公平正义的光辉，既得利益者就不需要，权贵就不需要，他们需要的是特权，如果公平了，他们就无法攫取更多的利益。
    人民渴望沐浴在公平正义的光辉下，但公平正义的前提是自由，有了自由，才能把自己感到不公平的事情表达出去。如果上访的路被堵死，言论被“和谐”，那谁知道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谁知道他们的人权正受到侵犯？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如果人民无法表到自己的意愿，公平正义就只能在黑暗里哭泣。
    研究者不要做别人的奴隶，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因为奴隶状态下的研究难出“正果”，只能生下“怪胎”。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理。

    七
    我赞赏林语堂所言：“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我所说的话，是只说向那些尚未丧失人类基本德性的人们，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我。”
    我写作《你是纳税人吗？》到文章末尾时，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我看着被自己泪滴浸湿的键盘，心想：原来我是这么爱着我的祖国和同胞。
    爱国，就像爱自己的身体。爱身体，就要经常到医院体检，发现疾患及时治疗，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精神焕发。爱国，就要找出祖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修正错误路线，这样，才能让祖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能及时预见国家中存在的隐患，隐患则很容易消除；如果早期没有预见到隐患，任其发展，直到昭然若揭，众目睽睽，此时的局面则已病入膏肓，很难挽救了。
    爱国，不是爱官员，更不是爱官员的言论。马克·吐温对爱国的理解是：我所说的这种忠诚，是对于我们国家的忠诚，而不是对它的制度和官员们的忠诚。国家才是最重要、最实在、最永远的东西。制度是外表的东西，只不过是国家穿着的衣服。衣服是可以穿破的，会成为破布片，破布片穿在身上会不舒服，既不保暖，也不能防止疾病和死亡……公民如果认为国家的外衣已经穿破，可又保持缄默，不去呼吁换一套新装，那就是不忠。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为此，中国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中国的货币是“人民币”。现在，“人民币”也附炎趋势、嫌贫爱富，人民手里的钱越来越少，权贵手里的钱越聚越多。人民，不要指望权贵会为我们说话、为我们办事；人民，还是自醒吧，去看看《宪法》，看我们的哪些权利被剥夺了、被践踏了。《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八
    本书提出的观点乃我一己之见，我不敢妄称我对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看得很准、提出的解决办法会很有效，但我敢问心无愧地说，这本书是我带着对祖国、对人民深厚的感情写出来的，每个字上都留有我的体温。果戈里说出了我的心声：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
    我不想走进什么殿堂，我愿让我的灵魂留在泥土里蠕动，因为那里能给我营养。
    我希望本书引起广泛的讨论，因为我相信她存有真理，真理就像燧石，受到的敲打越猛烈，发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雨果说：“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我呼吁读者朋友们和我一起，为了祖国更美好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思想吧，劳动吧。

（本文为作者原稿，《85%的人应该涨工资》出版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