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尼古拉斯·卡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提出或反驳“互联网毒化人的大脑”的观点，都不难，也都能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会举出互联网时代人们阅读时间下降、对外界事物更差的注意力、疏远化的社区和人际关系等数值证据，甚至还会说，“你善用谷歌（百度），但你搜到的，一个都看不懂……”而反驳者，首先可以列举互联网时代对扩展知识范围、增强知识传播便利性、实现互动等好处，继而从当代人知识占有的数量、聚合多学科知识和社会常识的水平远甚于前人的角度，推导出“新技术、互联网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如果聪明一点的反驳者，则会从新技术对专家和知识分子文化权力构成挑战的角度，嘲笑后二者之所以危言耸听，是基于对失去权力、影响力、利益分配主导地位的恐惧。
　　这种嘲笑似乎也很有道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书店、图书馆、畅销书不断问世，让平民阶层阅读和文化学习不再是奢望，此番情状，曾让近代初期的欧洲各国贵族们忧心忡忡，西班牙著名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在1612年的戏剧《全民皆兵》中就曾感叹，“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混乱啊！包围我们的是印刷品的汪洋大海，而大部分海面上都泛着无聊的泡沫。”
　　同样，19世纪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均已布设公共教育，文化出版业开始繁荣，消费主义主导下的通俗出版物替代了严肃文学、科学出版物而成为大众首选，精英知识分子已“不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启蒙者，而更像是一个向市场供货的生产者”。一百年前，社会学家、文化学者们也纷纷发表观点认为，阅读形式的便利化、阅读内容的肤浅化，正在毒害人们的大脑。
　　曾公开发问“谷歌在把我们变傻吗”的美国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此番推出《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是否在重复几百年前、一百年前提出过的同样问题，又在杞人忧天？无论我们在阅读之前持怎样的观点，都有必要带着这个设问，在阅读中认真验证尼古拉斯·卡尔给出的答案。
　　全书开篇就谈论了人们在阅读和写作中，使用电脑、互联网替代原有方式，通常会产生的反应和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一方面，人们的阅读速度加快，在阅读总量中，略读所占比例最大，阅读过程很容易被广告、信息链接、即时通讯工具打破，造成阅读的低质量；另一方面，人们对特定事物的关注度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常常出现心绪紊乱，并陷入对互联网海量信息的饥饿型依赖，也就是，思考变得越来越少、思考深度越来越浅。
　　尼古拉斯·卡尔指出，以印刷术、纸质书籍发明和推广为重要标志的工业化时期，人们仍能兼具效率思维和冥想思考的能力，这很好的保护了现代人的精神自由。在他看来，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会带来一种智能伦理，印刷图书建构了人类社会整整数百年的阅读和思考逻辑，促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深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近代以来的文明成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屏幕的世界截然不同于书本的世界。一种新的智能伦理正在形成”，这必然倒逼人的阅读、思考逻辑乃至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互联网时代交互性、超链接、可检索、多媒体等特点，鼓励人们改变信息接收、处理和生产形式，尽可能多、尽可能快而非尽可能精准的掌握信息。
　　多项实验调查表明，由于大多数人并不像极个别IT工程师那样具备高强度的并发处理多重任务的脑力，互联网环境下，只要一上网，人们的工作记忆被严重超载，还导致大脑额叶难以聚精会神地关注任何一件小事，无法巩固记忆。而且，由于神经通路具有可塑性，上网越多，对大脑适应精力分散状态的训练就越多，这使得今天的许多人一旦稍稍远离计算机或其他可上网设备，就感到无所适从的根本原因。科学界同样如此，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追求“效率至上”、依靠“二手参考资料”（而且脱离上下文）、浅尝辄止的调查研究策略，大脑在综合处理信息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会更间接、更肤浅；诱导学者改变思考和研究的方法，倾向于广泛、同时探究许多主题，但都是在较肤浅的层次上开展。
　　尼古拉斯·卡尔在书中谈到，计算机、互联网等一切技术从其本质上说只是人认识、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人的理性应当高于工具理性，人过度物化、工具化、变成技术（工具）的外延，不仅影响了人的特性，而且还正在悄然破坏社会属性和社会联系。尼尔·波斯曼多年前在《技术垄断》一书中发出的偏激警告，悄然变成了今天的现实，“电脑对普通人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纵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
　　可以说，《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在论证技术（科学）迷信、唯科学主义对人和社会的危害方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书中，尼古拉斯·卡尔广泛引用医学、神经医学、社会学等学科新锐研究成果，并回顾媒介与文化、人三者关系的进化史，得出了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