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是美国科技作家，他的《浅薄》一书出版后，那些关心现代生活日益加快的节奏、注意力分散、信息过载的人又多了一位盟友，那些担心博客、微博和网络视频导致智力生活变得琐屑的人也喜欢他的论述。
　　他在书中概括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如研究发现，人们在上网时和读书时大脑活动的模式是不同的，读书时大脑中与语言、记忆和视觉有关的区域很活跃，但跟做决定和解决问题的区域无关。上网浏览和搜索时大脑中做决定的区域则很活跃。上网时，每当我们遇到一个链接时，就要暂停至少一秒钟，让大脑去判断链接是否值得去点击。由此导致我们在上网时很难深入阅读和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上网时，卡尔说：“我们牺牲了深入阅读的功能，变成只是信息的解码者，形成丰富的精神连接的能力被搁置。”
　　点击和浏览网页还会损害我们长期记忆的积累，而它是思考的基础。只有把数据融合、存储在我们大脑深处，才能形成新的想法。不加选择地收集再多信息也无法弥补这种缓慢、综合性的创造。超级链接和过多的刺激意味着大脑必须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短期的决定上。被转移然后做深入处理的信息特别少，卡尔说：“我们正在从一个推崇个人的创造力的社会走向社会构建起来的心灵，它更推崇速度和多数人的赞同而非创造力。”
　　读书需要专心致志，阅读的特别之处在于，专注跟高度活跃的、高效的破解文本和理解意义的结合。读书时我们不仅从作者的话中接收知识，而且作者的话在我们的心灵中引发智力激荡，生成我们自己的连接，形成新思想。
　　当我们上网时，我们进入的是一个“鼓励粗略的阅读、匆忙和心不在焉的思考和肤浅的学习环境”。网络的特点是，及时提供反应和回馈，心理学称之为正面强化。当我们点击一个链接时，我们得到新的需要去看、去估价的东西。当我们搜索一个关键词时，我们眨眼间就看到很多有趣的信息。当我们发送一段及时信息或一个邮件时，立刻就能得到回复。当我们使用社交网络时，能吸引到新朋友，与老朋友的关系也变得更密切。当我们发一条新微博，能得到新的“粉丝”。写一篇新博客，能获得评论，或被别人链接。卡尔说：“网络的互动性能使我们获取信息、表达自己、与别人交流，但它也把我们变成了不断拉动杠杆获取小块营养品的小白鼠。”
　　卡尔写道：“我们好像正处于知识和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折点。冷静、专心、不走神、纵深的心灵正被渴望简短、破碎、迸发的信息的心灵取代。过去500年间，自古腾堡印刷机使读书流行以来，纵深、文学的心灵一直处于艺术、科学和社会的中心，它是文艺复兴时期富有想象力的心灵，是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心灵，是工业革命时期从事发明的心灵，甚至是现代主义时期颠覆性的心灵。也许不久它就将变成昨日的心灵。”
　　但《经济学家》杂志评介说，卡尔批评网络损害人们的创造性，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他自己就写博客，是一位数字精英。卡尔对此早有准备，他在书中说：他还能写出一本书这一点，跟该书的主题是矛盾的。如果他发现他很难集中注意力、无法专心思考，他又怎么能写出一本几百页厚的书呢？他的解释是，写书时他几乎没有上网。2007年底，他没法集中精力写书，网络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搜索工具，但也一直打断他的思考和写作。第二年夏天，他和妻子从波士顿搬往了科罗拉多山区，他们在那里的家没有手机信号，网速很慢，他停止更新微博和个人空间，封存了博客，关闭了RSS阅读器，减少了网络通话和聊天，几天才查看一次电子邮件。
　　戒断网络生活并非易事。“头几个月里，我的神经元哀号着要上网。我偷偷地点击查看新邮件按钮。偶尔会开禁一天。但慢慢地对网络的渴求减弱了，我可以打字几个小时，可以专心读完难懂的学术论文了。一些旧的、被废弃的神经回路又被激活了，新的、网络造就的回路沉寂了。我开始感到更平静、更能控制自己的思想了，不那么像一只按压杠杆的老鼠，更像一个人了，大脑又能呼吸了。”
　　他说，写完书之后，他故态复萌，又不停地查邮件，阅读RSS订阅，玩社交网络服务，更新博客，从网上下载音乐和视频。“我不得不承认，这非常酷，我不知道没有它们，我能不能活下去。”
　　卡尔承认，虽然有些人感到自己因为上网，已经失去了专心致志的能力，但新技术对我们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用好几代人的时间，技术才能逐渐嵌入我们的工作、休闲和教育。我们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因为无法判断其性质。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纳·莱勒指出，鉴于目前证据不足，现在还不能对网络的负面影响过早地下结论：“如果按照批评者所说，上网时遇到的链接和多任务操作会让人变傻，那我们甚至不能沿着城市里的街道行走，因为那样认知负荷更大，我们的大脑更无法应付。”
　　卡尔以他的个人经历来说明网络对人的注意力和创造力的影响。哈佛大学学者叶夫根尼·莫洛佐夫在《展望》杂志上的评论说：“网络更像是一个公共生活平台，在判断它的影响时，也要看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而不只是看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卡尔字里行间的意思是要对网络做出巨大的调整，但肤浅的个人也许是更深入的社会话语的代价。对媒体的管制需要考虑超出微观的神经科学的公共利益，这一媒体对公民的自我表达、受教育、谋生和社会流动有何影响。”（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