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理查德·威尔金森 凯特·皮克特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某一个临界点之后，直至富足程度，收入增加对人们健康、幸福和满意度等的影响将逐渐减小，反而可能出现越来越多和普遍的社会问题。
    针对这样的现象，经济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各有说辞，开出了五花八门的“药方”，有些体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风格，就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现象），设法调动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力量，却常常难以操作，因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成本和收益不均衡，而无法实现各方的诚挚合作。
    还有些观点将社会问题的症结归咎于，政府和公民个人对（自由放任）经济学原则的违背（市面上流行的类似《XX经济学》著作，就充斥着这类论调），但倘若这番主张被应用而无法取得效果，就会产生新的解释逻辑：自由放任得还远远不够——只要还存在经济学家眼中的政府干预、企业和公民违背经济学原则的任何细小行为，都可以归为责任，而不是他们的“宝贝”出了问题。
    怎么在相对发达、富足的基点上，继续保持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上升活力，也建立起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框架，从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解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找到经济发达、富足与社会问题并列出现的原因。
    兼有经济史和流行病学学科背景的英国诺丁汉大学退休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与英国约克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基金科学家凯特·皮克特，两人合作推出了一本《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中文版），试图向人们证明，不平等是社会问题的源头。他俩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最富裕50国名单中，剔除人口少于300万的国家以及冰岛等收入差距数据不全的国家，得出23个国家样本，还将美国50个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各方公开发布的官方数据；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美国统计局采用的基尼指数，开展研究。
    研究发现，在这些富裕国家及美国各州中，平均国民收入的高低，已经不能决定健康和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真正起作用的，是样本对象的社会收入差距系数，即不平等程度。
    首先，不平等撕裂社区关系、社会关系和阶层共识，由此诱发许多社会问题。数据显示，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富裕国家和美国各州，公众之间的信任水平较低（相对于其他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早就发现，不平等的事实，会让弱势者强化内在的无能、笨拙、脆弱、不安全感，这类青少年会选择刻意的自我拔高、自我迷恋、自我过分吹嘘（以掩饰自卑感），待他（她）成年后经奋斗仍无法改变阶层处境后则容易陷入自闭和抑郁。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与非同一阶层的人共鸣减少，物质差异使人们在社会中发生分裂——强化各自防卫、减少互动、冷漠弥漫，将成为常态。
    其次，在严重不平等的地方，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有更多的人罹患精神疾病、并滥用精神药品；反之，在社会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德国、意大利等国，这两个指标的数值要低得多。美国各州的数据也显示，不平等程度高的州中，人们使用违禁药品和因药物过量使用导致的情况较为严重。在这方面，书中举出了医学证据：固化的低下社会地位，会影响到大脑中复合胺、多巴胺等调节情绪等化学物质。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同样认为，随着不平等状况的家居，富人奢侈性消费，会刺激收入不及他们的人的攀比、追赶型消费，再加上商业广告对这种心理的利用，使得穷人的攀比、追赶不但显得毫无胜算希望，而且也带不来真正的享受感，促成痛苦的加剧。
    第三，由于不平等带来更大的压力，导致中低阶层的身体健康与寿命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社会差距较大的国家对公共医疗和保险等产品的投入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低体重婴儿出生率、孕妇接受产前照料比例、各种死亡率、卫生保健支出、艾滋病患者和癌症患者数量、免疫率等指标得分，都低于较为平等、公共卫生体系保障能力较强的国家。书中列出了一组颇具深意的对比，全球最富裕国家美国的初生婴儿存活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中的典型穷国希腊。
    第四，不平等的国家和美国各州中，人口肥胖率高于纳入研究的其它国家和州。当代人的肥胖，主要原因已经不是过去被科学验证的基因因素，而来源于不良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在较不平等的国家中，平均卡路里的摄入量较高，这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本文前面提到过的压力更大（被压力推动的进食者会急切进食方便、热量更高、味道更好而非更健康的食品，还会为了主动创造社会交往、社会联系而更多的选择在外就餐而非在家做饭）。
    第五，根据“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提供的数据，及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有关八年级（约14岁）学生的数学和阅读表现得分数据，社会的不平等、而不是绝对贫困因素，造成了更多的学习障碍、更多的辍学。在北欧各国，由于社会福利的健全，家庭压力健全，青少年的健康发育和接受教育的条件更容易形成。
    第六，数据显示尤为突出的是，不平等程度直接决定青少年过早性行为和生育的比例。
    第七，不平等必然激活弱势者、竞争序列靠后的人们的好胜心，在这方面愿望不能满足和实现的时候，基于对社会地位的敏感性，暴力会越来越频繁。富裕国家犯罪率与不平等系数呈正向相关关系，而具体到美国，由于私人拥有枪支合法化，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点的关联。
    第八，由上一方面衍生出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将导致入狱人数及比例的两个数字的增长。与之同时，在较平等的国家和社会中，法律和司法系统、检举程序、判决，以及惩罚系统等的行程都会充分考虑犯罪学家、律师、监狱心理学家等方面的意见，更能有效遏制犯罪、改造罪犯、控制再次多次犯罪率；而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和美国各州，犯罪容易在国会和媒体议题框架中，由法律问题衍生为政治问题，执法部门会设法显示严惩犯罪的决心和强硬，政治、媒体、法律精英们因为对弱势者的阶层隔膜，并没有通过根本社会问题继而减少犯罪的制度安排自觉。
    第九，不平等将约束公民迁徙权的实质行使，富人、中上阶层的白领日渐排斥与底层人士的空间共处，甚至设法通过运用在国家政治空间中的话语权优势，将本应普遍、均衡供给的公共产品打上阶层印记，进一步降低弱势者可能对自身形成的威胁、挑战、竞争。
    在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看来，调查数据分析已经明白无误的证实了，社会收入差距所造成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产生的源头，而且形成各个社会问题连带出现、一并严重化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在健康方面做得不好，人们便可以比较有把握地预测这个国家的收监率高、青少年怀孕率高、学术阅读能力得分低、肥胖人口多、心理健康状况差”，等等。在被纳入观察的研究样本中，处于健康一端的常常是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处于不健康一端，则常常是美国、葡萄牙和英国；美国50个州中，表现较好的州永远是新罕布什尔、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佛蒙特，做的最不好的总是自由主义盛行的明尼苏达、路易斯安那和阿拉巴马。
    这项局限在对富裕国家（发达国家）的研究还反映出，在最不平等的样本和最平等的样本的对比中，所有人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人口所占比例能相差5倍，人们被囚禁的可能性也是5倍，长期肥胖的可能性则是6倍，死亡人口死因为谋杀的，呈更巨大反差。
    《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这本书还特地强调了，基于不平等，而在中低阶层形成的更显著的消费主义潮流。如前述，不平等导致效仿、攀比、追随消费，零售业和广告业利用了人们在他人眼中形象存在不安全感这一点，促使这类非理性消费扩大化、持续化，自我煎熬与消费增长的纠结。也可以说，不改变或有效控制不平等程度，继而约束盲目过度消费的普遍冲动，热门的环保、低碳潮流必将只会成为一个长期呐喊的口号，不存在任何实现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就是环保学家、环保卫士们痛斥的自取灭亡之路。
    当然，这本书主要是通过研究分析来揭示问题，在将研究结论转化为可操作建议方面，显得较为笼统，只是为人们提出了改善健康、减少社会问题、实现更大平等三方面的连带关系，希望政治和经济等精英们从长期生存的安全性角度，主动启动分配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