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我们完全不了解以色列，在央视《新闻联播》每次节目的最后五分钟，这个小国亮相的频率极高——战火，冲突，封锁，以及各大洲各大国势力交错其中的外交谈判。而以色列更是不折不扣的小国，国土狭小、缺乏纵深、人口不足千万，包括淡水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奇缺；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认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很难有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了，更不用说产生多少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事实恰恰相反。以色列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也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唯一一个风险资本投资获得大幅度增长的国家；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了欧洲的综合，以及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四国的综合。英特尔的全球研究部门，核心在以色列，酷睿2这样一个革新产品，也是英特尔以色列团队的发明成果；以色列也成为谷歌和微软在人才、技术、独特商业模式创新公司等方面竞争最为激烈的国度；一向厌恶风险的沃伦?巴菲特，却在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开战后，以45亿美元买下了一家以色列的公司，由此打破了他自己延续几十年之久、不收购任何国外公司的记录。
　　你并不难发现，以色列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必然与其国家环境有关。以色列面临外部环境封锁，无法与邻近的诸多阿拉伯国家建立正常贸易关系，要拨付大批宝贵的人力资源和资金、物力用来维系军备，发展大工业不符合安全性考虑。也就是说，发展高精尖、追求开创性和引领性的技术，是以色列科技道路的自然选择。
　　困境被看成是磨砺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地区）求存奋发的原动力，也颇符合辩证法。这个理由或许可以解释以色列，以及国家安全环境与之类似的韩国、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但后二者却未能在创业创新领域，取得与前者媲美的成就。
　　还有人认为以色列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扶助，试图求证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也是从美国学来的。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在以色列建国后数次重大发展转折的时候，美国政府、跨国公司和风险资本，都对以色列给予了帮助。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同样受到美国庇护支持的国家有很多，也有一些受助国经济上崛起，但并没有其他一个例子，能举出与以色列相比的科技成就。
　　犹太人“很聪明”的概念深深植入人们的内心，或许会有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以色列的发展，正是得益于一群超级聪明的人，在民族复兴宏大目标的指引下，以德国式或日本式的组织方式，只争朝夕的工作着……
　　这种解释是错的，而且是完全搞反了方向。世界上恐怕不会有其他哪个国家，能够比以色列，更淡漠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以色列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肆无忌惮，直接、直率、坦白、自信以至于让人觉得傲慢和粗鲁，他们喜欢争论，几乎不会为了对方的面子而留有余地。本文前面提到过英特尔的酷睿2芯片得益于该公司以色列团队，但谁知道英特尔公司上下的美国人们，当初是多么厌烦喋喋不休的以色列技术员；英特尔公司决策层此前的每一个技术方案，都能被以色列人挑出错并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一位投资于以色列创业公司的美国投资者认为，如果你适应了以色列人的这种风格，会发现其做法的好处，他们很少在背后编排、议论他人或阳奉阴违抵制工作，你总是能当面知道所有的事情，公司的整体效率实质上是大大提升了。
　　《创业的国度》一书指出，以色列的企业家、工程师受益于稳定的体系和民主国家的法律，也同时受益于没有等级制度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与这个国家独特的军事体制有关。有别于美国、中国、欧洲等军事体的军队传统，以军的高级军官最少，鼓励中低层军官自主处理工作。以军对下放权规模之大，也曾经带来过麻烦——几十年前，曾有一名以军女兵被挟，以色列高层发现，如此一个普通女兵掌握了军队大量机密，而且，这是以军的普遍做法，每个士兵都大量涉密，这是其他将普通士兵当炮灰或工具的军事系统无法理解的问题。《创业的国度》一书在谈论这方面内容的时候说，以军并不是放任无指挥、无组织状态，而是将指挥的权力，交予最擅长的人，而不仅在于军衔等级。由于以色列国民有相当比例服过兵役，这种做法就逐渐累积为一种国民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一个普通的创业者，敢于在跨国公司和知名风投机构老板面前直言不讳，而英特尔公司的高官会被以色列工程师们步步紧逼，后者坚持要求公司放弃最核心的产品，而从头开发更有创新价值和盈利可能的新产品。
　　以色列的退伍军人，经历过的可不止是演习，而是多次实战甚至大规模战争。战争重压和复杂环境磨砺出这些人在商业环境中的特殊直觉，比起商学院里出来的呆子，前者们更能区分竞争和挑战，哪一些是真正的“生死攸关”，什么是次要的；如何激励士气，如何诱导大家达成共识；如何管理团队遵守法律和伦理规范。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个由原居住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而成的“新国家”。与美国的移民政策不同，以色列至今实行《回归法》，继续对任何犹太人敞开门户，不作任何文化水平、财产等限制，也没有任何数额上限。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论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选民的感情角度，都愿意增加移民的国家。很自然，接纳许多贫穷、文化或意识传统迥异的新移民，对于以色列国家、企业、已有公民而言，都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但这么做的好处在于，不仅保证了国民对以色列国的归属感和高度信任，而且还从以往居住在不同大洲、国家的犹太新移民中，汲取到全新的思维和文化活力。一个可信的例子在于，以色列当今在IT领域的创业创新成果，就源于几十年前该国从前苏联“赎”来的犹太移民（一群被前苏联当成负担、累赘的犹太人）。
　　以往我们谈论中东地区的经济，往往更愿意将目光停在迪拜或阿布扎比，津津乐道这两个地方的宏伟建设计划、地标建筑和酋长那令人惊骇的财富，以及全球各路明星前往走秀捧场或置业的消息。我国多个城市甚至将迪拜作为迅速崛起发展的榜样。但不被人们所重视的问题却在于的，迪拜等地确实在很短的时候内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商业中心，但那里只是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演练场，而未产生任何繁荣的创新集群；而且迪拜吸引人们前往的，只是短期逐利的机会，而非长期共同发展的空间。相比之下，中国那成百上千个打着“鼓励创业发展”、以创新为生命的城市，更应该学习借鉴以色列的经验，拨除体制、文化和人才体制等方面的积弊，而不是盲目模仿迪拜，以极高的代价赚几声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