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本身成为学术界关照的对象。应该说，继六十年前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后，中国研究重新引起学术界的聚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模式”构成了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尽一致的经验，中国作为西方经验的“他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曹锦清教授的努力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学术路径。在这个学术路径中，中国不单纯是理论研究的对象，中国经验也不再是西方理论中的“他者”，相反，理论研究服务于认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不过于强调理论研究的“规范”，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成为曹先生学术之路的主要立场。在这本《如何研究中国》中，曹先生多次提到，他本人是因为对对人生、对理解中国有困惑才有所作为的。早年《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启动时，是为了全面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到《黄河边上的中国》，则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其对中国“千年之巨变”的关怀，如果说这些研究更多是曹先生早年“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的具体努力的话，那么，《如何研究中国》则更多的是对这些具体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考。
    正如曹先生所言，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而中国社会却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认识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于谈这句话也会自觉轻狂。我想，只有真正在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人，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之巨变，也才会越来越感到个体研究者的无奈，以及我辈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这一点，曹先生所言的“返回历史”，以及这个集子里多次提到的孔孟、朱熹、王阳明、孙中山、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等一大串名字，或许表明士大夫情怀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验是一个巨型的农民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理解中国农村就是理解中国。因而，曹先生的中国研究大部分是中国农村研究。这些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努力理解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巨变，因此之故，受到曹先生的倾心指导，可以说，曹先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我们团队是伴随着曹先生文集中的诸多讲话成长起来的。对于曹先生的家国情怀，踏踏实实的经验研究之路，我们深有感触，也在努力践行。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曹先生多年来“认识中国”之路添砖加瓦，并在这个过程中做真正的中国研究，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
    《如何研究中国》出版了，看到里面的文字倍感亲切，这是曹先生多年来的所思所想，已过花甲之年的曹先生说他已经没有严格的研究计划，但是，这本文集所体现出的学术路径将为有志于中国研究的学者提供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