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中国从百年积弱到今天的腾飞，原因何在？为什么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做对了什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内需却依然不振，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创新能力遭人诟病？国家在经济发展作用何在？制度设计如何兼顾国强民富？
    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看来，这些问题背后或许有有着似曾相同的面孔，他的《民富论》也正是他这些年思考的总结与记录。他认为，经济发达之后，也应该重新拨打财富算盘。初看起来，国家财富是全民财富之总和，也就是人们往往把经济发展与人均GDP高等同的原因所在，然而，国家财富与个人财富两个维度之间，却存在一个财富如何分配、社会如何提供保障乃至经济模式发展等长久问题。
    几十年来，东亚国家发展的经济奇迹一度因人注目，个中原因或许在于高额的国民储蓄，某些西方人议论至此，往往说正是亚洲储蓄西方消费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云云。真是如此么？亚洲其他国家不论，仅从中国来看，不少研究都显示中国家庭的储蓄并不明显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家庭，而国民储蓄高企这枚银币的另一面真相是教育、医保、社保等公共产品的缺失以及投资渠道狭窄，在中国超越日本跃居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人均收入仍旧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强或许不是梦想，那么民富如何达到？
    基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假定人人均有亚当·斯密所谓自私自利追求财富的推动力之下，王一江提出了财富算术两大定理：其一，个人追求财富之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二，国民都致力于通过创造财富而使自己致富的社会，能成为富足的社会。而国民都致力于通过对现有财富实行再分配而使自己致富的社会，在最好状态下只能是止步不前的社会，很可能是日益贫穷的社会。
    比起国富，民富的途径显然更为有限，王一江将其分为：一类是在创造价值、增加财富的过程中，个人财富得到增加；另一类是在没有创造新价值、没有新增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个人财富仍然得到增加，也就是所谓对已有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前一种情况不难理解，后一种情况则可能存在危险，假设所有国民都致力于此，即使假定再分配成本为零，那么财富创造就成为一种没有增长的零和博弈，大家都是在既有利益之下分配，并没有做大蛋糕的动力，这样的社会财富自然不会增加，久而久之，国家也会陷入停滞。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决定个人究竟通过创造新价值还是通过对社会财富再分配致富呢？作为2007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的高足，王一江的回答并不令人意外：与机制设计理念有所关联，而决定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制度因素——“国家，是国家体制和国家政策。”
    比较，是人类的惯性，以美国和印度为例，则可看出制度因素对于现实政策的意义。美国曾经也是个发展中国家，不仅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之后也遭遇不少内乱外辱，不是没有人怀疑过美国存在的意义，但美国最终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在老生常谈“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民族精神”与“有以宪法为代表的优良法治环境”背后，从民富国强的意义而言，真正的美国精神为何？王一江认为，是贪婪和对财富不懈的追求。美国崛起的原因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超越其他利益集团，成了强者和胜者，然后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将全民族追求财富经久不息的巨大冲动，纳入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中，这也是财富算术的两大定理的最具体体现。
    对比之下，印度独立60年来的发展就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王一江认为原因还是在于印度对于政府干预经济的信奉，导致国有制在一些关键性行业（比如银行业）占主导地位、对外开放不够、庞大的官僚体制滋生、僵化的劳动立法和就业制度则使得劳动力市场窒息四大弊端，“也正是政府的过度立法、严格的就业管制扩大了政府寻租的空间，却窒息了制造业发展的空间。”
    一言以蔽之，民富论的核心除了制度，还是制度。作为国人，对于这个话题并不陌生，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匮乏时代。王一江也有总结财富算术第一定理的推理：第一，不允许个人追求财富的国家，不会有发达的经济；第二，缺乏有效立法和执法机器的国家，经济不能发达；第三，国家适度地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能为个人致富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有利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国家过度地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和社会的贫穷。
    从1978年开始，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道路已经三十二年，然而，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政府仍旧是最大的参与者。试举一例，当前所谓金融中心热如今在全国各地开花，不仅一线城市纷纷标榜国际金融中心之称谓，城市之间竞争几乎一触即发，二、三线城市也不甘落伍，有条件上，无条件也创造条件上。背后的推手，无疑还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自负规划。几年前，笔者和新加坡金管局局长王瑞杰交流时，他曾经说过一席话：建设金融中心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人民更好地生活——这本是自然之理，却要外人冷语道出却振聋发聩。
    这或许是王一江以及不少有识之士都曾谆谆提出相同的建议：“民富为先”、“民生为本”、“民企为重”——句句可谓常识，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忽视，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