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学家的研究理论受到了社会公共事务的启发，反过来，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辅佐政府制订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政策，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先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领域里的一个观望者、说教者和思考者，他在《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里并没有空洞地说教，而是基于他常年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的理论剖析，提出了不少清晰和理性的劝告和批评。
    一个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家绝不能像传教士一样地传道，他必须把对社会的影响建立在科学研究的缜密思维之上。他提供给社会的就不只是“知识”，而是“智识”，是闪着智慧之光的思想精髓和方法工具。在本书的“自序”里，作者强调了他如今正在关注的两件事情：环境保护和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国内的著名金融专家，他认为它们应当是与金融改革同等重要的事情。与新闻从业者的舆情监控作用不同，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解读和阐发，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解决方案。比如，《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一文就是参照英国伦敦的先进经验，对北京是否可以通过征收交通拥堵费来缓解一定的交通压力进行了科学论证；《〈中国物业税研究：理论、政策与可行性〉前言》一文就如何树立高质量、舒适型的住宅建设导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颇有建设性的理论观照，物业税的开征正在成为一个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它不仅关系着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高低，也与中国老百姓的福祉有关。
    良好的政策必定有利于 而低劣的政策会干扰一个社会的收益最大化，因此，效率势必会成为判断经济政策是否合意合理的最大标准。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本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手段 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政府的国家计划和行政手段也被广泛应用于经济调控中。尽管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一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语境下，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头等大事之一。特别是在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活动屡屡产生负的外部效应，单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是无法纠正和补偿的，政府就必须加强“科学行政”即提高政策的效率和能力，着力扮演好“监管人”的角色，有效取得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必须同时承担社会启蒙、体制设计与政策评价的双重作用，实现并保护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应该是经济学家 一个社会经济领域里的说教者的“国民性”所在。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国情、民情，《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就有这样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