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行业向世人兜售着这样的金融意识形态：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维持当今世界地位的关键。被催眠者不光是美国的政策决定者，也包括一般的美国民众。
　　● 美国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拥有着用本国货币支付外债的不合理特权，可以开动机器大印钞票。有着这个保护伞，虽然摇摇晃晃，但是它一直没有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在美国，限制金融权力过度膨胀的法律工具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金融行业期待着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 美国人首先得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有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才不至于伤害其他经济体的利益。

　　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卸任后，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他的很多前任一样，选择了教书这份更有前途的事业，他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继续自己经济学教授的工作。
　　虽然在美国居住多年，但西蒙·约翰逊仍然难改其欧洲人的特色。他笑的非常少，即使笑，嘴角也只是微微上扬。在IMF的经历有力地推动了西蒙·约翰逊反金融寡头的思维观。2009年5月，他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无声的政变》，揭示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寡头专政。他写到：“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新兴市场的这种事态更加典型，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所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危局可能比大萧条更严重，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如此盘根错节，因为银行部门现在如此之大。我们面临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同时陷入经济低迷，个人和公司的信心不断削弱，政府财政出现了大问题。”
　　在西蒙·约翰逊出版的《13位银行家》中，他更直言必须拆分美国的大型银行，以防止引发另一轮的经济危机。在他的名单中，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这些美国大型银行的规模都应该被削减。西蒙·约翰逊强调：“如果我们的领袖认识到后果严重，我们还有希望看到政府对银行体系采取大动作，看到政府与旧精英的割裂。我们希望能早点看到这一天。”

　　问：在新书《13个银行家》中，您剖析了华尔街对政治的渗透，让政府为华尔街的错误买单。这也算验证了您2009年提出来的“无声的政变”理论。您是怎样发现这种现象，并得出这样的理论？
　　西蒙·约翰逊：此前担任IMF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我能够见到来自欧洲、美洲等许多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敏感的、秘密的信息。
　　每个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有不同，比如1994年乌克兰遭遇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997年印度尼西亚遭遇的是货币贬值，韩国则是外资银行拒绝更多的信贷，1998年夏天俄罗斯遭遇的是短期债务清偿危机，但在IMF的职员看来，这些危机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这些国家都应该实施一些重大的变革，都应该在危机之后强化自力更生的本领，学会制定约束力强的预算和货币供给政策。虽然要花点时间，但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IMF最关注的却是哪些足以危害国家的政治，这才是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在这些国家，企业和政府通常彼此结盟，形成固若金汤的寡头政治，类似于追求高利润的公司。在国家成长时，大企业家的野心也在膨胀，作为经济帝国的操控者，他们显然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的决策，当然，他们也会开始做更大风险的赌博，因为他们能够把可能出现的风险甩给政府。
　　所以，IMF的职员通常会仔细观察各个国家的财政部长，看他们是否严肃认真，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准备好对他们的寡头盟友严酷起来。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IMF会等他们下定决心；如果已经做好准备，IMF就乐于给他们一些有益的建议，帮助他们从那些贪婪的寡头手中夺取银行体系的控制权。根据多年的经验，我们知道，只要打击制造危机的寡头权贵，国家就能够成功的稳定经济、促进增长。

　　问：那在美国呢？金融寡头对政府的操控有哪些具体的体现？
　　西蒙·约翰逊：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国家，正如它拥有世界上非常发达的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一样，它也拥有非常发达的金融寡头专政。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出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宠爱有加。每当一个较大的金融机构处于危机之时，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在周末安排一笔援助，然后在周一宣布问题已经解决了。比如2008年贝尔斯登遭遇破产危机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首先是以摩根大通为中介借钱给贝尔斯登（身为投行的贝尔斯登不能接受来自政府的直接贷款）。此举失败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便开始让摩根大通买贝尔斯登。按照其最终收购价格，虽说是买，但实际上更像是白拿。这里面也体现了“无声的政变”。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正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的董事之一，他与财政部一起参与了这场交易。此后的美国银行收购美林，AIG获得第一笔援助，摩根大通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这些都是政府经手操办的。后来，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AIG等金融机构获得了多次政府援助资金。
　　随着危机加深，政府表现得越来越有创造力，它们找到了许多补贴银行的复杂办法，这是普通公众的智慧所无法企及的。
　　相对而言，AIG所获得的第一笔援助的附加条款是有利于纳税人的，而此后的三笔援款的附加条款则对AIG十分友好。在花旗银行所获得的第二笔援助和美国银行所获得的援助上，政府将资产担保弄得非常复杂，给了银行低于市场的保险利率。或许，这里面的部分交易的确是应对危机的合理反应，但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并没有公开阐明他们的原则，他们只是做出一项交易，然后宣称这是当前情况下最佳应对措施。
　　在整个危机期间，政府关注的不是打破金融机构的利益，不是质疑把我们带入危机的金融制度。从来没有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被投入在解决金融机构所创造的麻烦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前的所有岁月中，这些金融机构都强调它们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并要求更小的政府的监管。

　　问：金融机构是如何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的呢？
　　西蒙·约翰逊：在原始的政治体系中，权力是通过军事政变类的暴力形式转移；在不完善的政治体系中，权力是通过贿赂、回扣或海外账户等金钱形式转移；不同的是，美国金融业则是通过积累文化资本、获得信任体系来获得政治权力。过去的10年内，银行和证券行业已经成为了顶级的选举捐助人，但身处影响力巅峰的金融行业并不需要像烟草公司或者军事承包商那样获得恩惠，因为，他们已经使得美国政府当局甚至美国民众相信，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维持当今世界地位的关键。
　　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存在着一道旋转门，在这头，这人还是华尔街的投行高管，但转个圈，则成了华盛顿的政府高官。我在IMF工作期间，也发现了金融精英很容易接近美国高层官员，这两种职业轨迹互相交织。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现在是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1990年代高盛CEO亨利·鲍尔森是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鲍尔森的前任约翰·斯诺，离任后成为赛博拉斯资本管理公司主席，老布什的副总统丹·奎尔也是这家大型私人证券公司的经营者。另外，阿兰·格林斯潘已成为国际债券市场最大玩家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顾问。在过去的几届政府中，这些多层次的联系强化了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关系。金融行业向世人兜售着这样的金融意识形态：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维持当今世界地位的关键。被催眠者不光是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也包括一般的美国民众。
　　随着大量富人在金融行业日进斗金时，金融拜物教也向文化深度渗透。过去金融和经济学教授的目标是诺贝尔奖，而如今则是金融机构的合伙人。自从1994年诺贝尔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担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后，这家对冲基金公司便闻名于世。许多学者也在走这条路，这给日益膨胀的金融世界盖上了正当学术的印记和咄咄逼人的学术精品气势。
　　在我看来，这次金融危机的问题根源还是在政府和政策决定者身上。高盛等金融机构并不是坏的组织，它们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银行家，问题是出现在政府本身和监管方面，以及金融界对它的合法渗透。

　　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高盛这件事，您觉得这会给美国的金融体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西蒙·约翰逊：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但我们至少能够知道，在美国，限制金融权力过度膨胀的法律工具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金融行业期待着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可否认，美国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拥有着用本国货币支付外债的不合理特权，可以开动机器大印钞票。有着这个保护伞，虽然摇摇晃晃，但是它一直没有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去接管和清理主要银行。目前，连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六大巨型银行，控制了美国GDP的六成以上，而这些金融机构现在变得“太大而不能破产”，再次用自己的极度冒险的与毒害性的“商业常规”做法继续劫持着全球经济。
　　政府需要对金融机构约定一定的规模上限，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并实施改革，一些可以承受高风险的金融集团规模应该更小，相反，比较稳健经营的机构规模可以大一些。为了经济的健康和平衡，需要让巨型银行变得“小到可以破产”。只要金融机构变小，占用资源够小，就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风险。比如高盛的规模可以缩小到现在的1/5。如果不缩小银行规模，其他措施就不能更好地发挥效力。因此，缩小银行规模是必经的一个过程。此后，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准备金利率、加大银行和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来保证金融稳定。

　　问：中国是否存在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西蒙·约翰逊：我不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我对亚洲国家的了解也限于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印尼和泰国的情况。比较而言，中国是算做得比较好的，因为在1998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应对的都很得当。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出口下滑速度快，破坏程度大，但中国政府此后的措施确保了经济稳定。但对于各大经济体是否潜伏着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我们得小心对待，这也取决于我们金融改革的彻底性。

　　问：学术界有种说法，每次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力量总能得到强化。你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
　　西蒙·约翰逊：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金砖四国的崛起，美国操控全球经济的能力已经被弱化了，这种全球力量的制衡是一件好事情。在前几次金融危机中，因为新兴市场遭遇重大的破坏，因此就凸现了美国危机后力量的强大性。但这次金融危机对欧洲的破坏最大，美国受的伤也不小，尤其是其名声遭到了摧毁。美国人首先得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有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才不至于伤害其他经济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