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佛·斯通的经典电影《华尔街》中有一句名言：“贪婪是好事。”电影上映20年后的2008年，似乎是华尔街的贪婪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最终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而那些贪得无厌的13家华尔街超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则表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里的“我们”，包括了美国政府和民众。
　　那么，看起来像无辜受害者的美国人民是如何被别人的贪婪绑架上这条破船的呢？这两年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有很多，但多集中在描写金融机构及相关人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上。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和麦肯锡公司顾问郭庾信合著的《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一书，则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美国银行金融业在与政府的长期博弈中日益壮大的过程，而政府不断放松管制导致贪婪逐利的金融巨头逐渐失控，最终酿成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与私营银行业的恩怨由来已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金融机构比常备军更加危险，经济权力的集中会危害社会繁荣和民主制度。此后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总统都通过立法限制了金融集权，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银行体系，那段时期银行提供的产品有限，被称为“单调的银行业”。
　　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金融学的学科化运动致力于用复杂的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为华尔街创建了新市场以及巨大的新收入来源。这一运动的核心主张是“有效市场假说”，认为价格一直都是对的，金融创新一定是好的，自由金融市场永远都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成果。这就要求政府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
　　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将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转变成了政治权力，金融创新与放松管制成了华盛顿政治势力的共识。一小撮超级银行运用金钱，通过竞选捐款以及游说费用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让华尔街老兵转战华盛顿，制定政府政策，塑造新一代公务员，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小布什政府的财长亨利·保尔森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来自高盛。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确保政府部门的人都学会了金融部门的世界观，鼓吹“有利于华尔街就是有利于美国”，广泛宣传庞大复杂的金融部门对美国有利的观点，使其顺利为人们接受，过度影响了政策的制定。
　　管制的放松创造了越来越大的银行，本来银行更大意味着更加安全，但银行变得更大之后，利用多元化的好处进行了更多的风险活动，抵消了安全性。他们大量进行证券化、自营交易和衍生产品交易，提供非常复杂却美其名曰“创新”的金融产品，并与住房自有的美国梦联系在一起，开发了结构性融资、信用违约掉期与次级抵押贷款，这些所谓的创新带来了21世纪初房产与金融的繁荣，但投资者并不清楚这其中蕴藏的巨大风险。于是当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时，金融危机降临了。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支持有效市场假说，选择依靠金融市场的自律管理，认为市场力量足以阻止诈骗和过度风险活动。而约翰逊和郭庾信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自由市场自我监管的失败，完美的有效市场是不存在的。
　　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标志着华尔街的灭亡，结果是危机之后它变得更强大了。金融业由于自己的错误导致了金融危机，却要动用数千亿纳税人的钱来救助。虽然救助花费庞大，但任由金融体系崩溃成本会更高。华尔街的超级银行将损失社会化，而将利益私有化。他们使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赚钱机器，不让政府干预，而当这些赚钱机器出错时，他们又利用自身的重要性迫使政府救助他们。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不会停止开发新的不良产品，将来也可能再次引发金融危机。银行越来越大，下一次危机也会波及更广。下一次危机来临时要么政府花费更多救市，要么公众阻止政府救助银行，导致金融体系崩溃，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阻止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呢？作者认为，美国仍有机会建立一个不受大型银行威胁的金融体系，即使大型银行破产也不会阻碍经济发展。美国需要的就是复兴杰斐逊总统的思想，用民主主义对抗金融集权，将目前的超级大型银行拆分，这将有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银行的过度风险活动，削弱大型银行的政治权力。
　　到了那时，华尔街即使再贪婪，也没有力量把全体美国民众，乃至世界经济绑到危险的同一条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