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最值得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司法体系。一百多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研究了联邦最高法院之后，得出结论：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强有力的司法机构。这个结论，现在依然不为过时。
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联邦宪法是至今仍在生效的年代最为久远的一国之宪法，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世纪大战，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美国的宪法一直保持着生命力。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自豪，就在于自己的国家赋予了每个公民一系列基本权利，让他们得以在自己国家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也是美国人爱国的最大原因，或者，我们可以借用哈贝马斯的用语——宪法爱国主义。
约翰亚当斯提出的“一个政府，要法治，不要人治”的理想，在美国可谓春风得意。现在，世界各地都有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学者，以汲取有用的火种，照亮自己的国家。美国有很多地方引得大家孜孜不倦地诟骂批评，但是对美国的司法体系，特别是美国的宪法活力，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持赞，这是人类理性的一个硕果。
何帆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理想主义法律人一样，他对美国的司法体系，怀着好奇与敬畏。在翻译了《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路》后，何帆着手写了这本书《大法官说了算》。
何帆此书的写作，主题范域，非常干净明朗，那就是，围绕美国的大法官，写大法官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生活，大法官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以及饶有意味的案例。如果说，何帆之前翻译的《九人》是美国人自己对最高法院的一种观察，那么，这本《大法官说了算》，就是中国法官对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种观察。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你可以读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的轶事趣闻，也可以读到美国司法体系的一些基本运作原理。何帆一直是一个温情的人，他把自己称作是懂得微笑的说书人。平时，他写得最多的是判决书和公文，却努力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为的就是讲一些好故事给人听，他讲得畅然，而我们听得动心动容。
人类至今没有创造出一种万能的制度，把人关于幸福生活的愿景，全部实现。人与制度的良性互动，才推着制度一步一步走向完善。美国自然没有义务为围观的人们提供最美好的制度风景，最美好的司法图景。但是，对社会发展来说，围观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获取超越自己现实的智慧。
被访者简介：何帆，197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在武汉从警四年，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业余从事法政题材作品著译。译有《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自由的精神：勒尼德·汉德法官书信演说录》；著有《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小说《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等。
对话
这个时代需要化繁为简的公共写作
问：《大法官说了算》里面涉及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的重要案件，因为时间接近，有些案件的价值并没有完全凸显出来，不似那些经典案例，放在司法改革史上，一望即可见得其价值与意义。那么您写这些案件的选取标准是什么？
何帆：两个标准，一个是新，一个是暗合中国。
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国经典判例，多是上世纪50或70年代的案件，如米兰达案、罗伊案等，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司法界的保守主义就开始全面回潮，许多经典判例都被推翻或架空。
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认识，必须建立在新的历史坐标点上，否则无论批评或赞美，都没有任何意义。此外，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件，不少涉及平权措施、持枪权、同性恋婚姻、政教分离，虽然重要，却与中国现实关系不大。
所以在选取案件时，我刻意挑选了与言论自由、司法伦理、刑事对质权、聘请律师权、死刑有关的案子。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问题在美国司法界的推理演绎，为大家提供一幅法治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活景。
问：美国一名资深律师迈克尔·特拉切曼，花了成千上万个小时来练习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为大众普及法律知识，《34座里程碑：造就美国的34次判决》即为其努力之结果。您在写《大法官说了算》的时候，对文风也有所考虑，是否包含了类似的目的？
何帆：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国政治观，当年多受到过林达老师著作的影响，多年之后，自己有了旅美经历，也有机会接触更多美国的法官、律师，平时还有大量美剧可看，会发现自己对美国司法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它有值得尊敬的一面，也有让人啼笑皆非之处。这个时候，在建构理论与普及介绍方面，我宁愿选择后者。这个时代不缺宏大理论的建构者，需要的是化繁为简、抽丝剥茧、理性客观的公共写作，用最平实的文字，激发更多人对某一领域、某个问题的思考与兴趣。
问：《作为法律史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雷克门的最高法院之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您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哪一本？
何帆：三本书中，我喜欢《九人》多一些，因为这本书是《纽约客》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作品，他采访过许多大法官，内容时效性强，结构缜密，又涉及许多司法八卦，译起来十分顺畅。一本书，如果连译者都无法吸引，怎么可能有好译本？
问：为什么说《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对您来说是一剂药，用来治愈翻译《九人》之后“译书综合征”——觉得言犹未尽，想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
何帆：《九人》是一扇窗户，表面是写1990到2007年美国司法界的人事变迁、大案内幕，其实提供了一个角度或一种方法，教你如何观察一个国家的司法与现实政治、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就像你初掌握一门技巧，会跃跃欲试，探索新知。
所以，译完《九人》后，我格外关注美国最高法院近些年的人事变动和主要案件，偶尔会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的专栏上，就近两年的新案写些分析，整理结集后就成了《大法官说了算》。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的？“翻译是对悟性的挑战，耐性的磨炼”，现在国内有一些声音，是批评中国翻译状况的，因稿酬低，无助于增加学术地位，很多人告别了翻译，而您，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您执笔翻译的动力是什么？
何帆：2006年在云南法院锻炼，除了开庭审案，业余时间较闲。朋友遂约我翻译《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一书，一是帮忙打发时间，二是因为我写过小说，又做着法律行当，适合翻译一本“法律与文学”题材的书。那本书涉及普通法与英国史，译起来挺费力，却很长学问。
中国的法学翻译状况确实不尽如人意，部分因为译者不尽心，部分像你说的那样，因为稿酬过低，学术上是“为他人做嫁衣”。对我来说，翻译就是精读，精读一本好书，可以深入掌握某一专题或学科的知识，因为在译书之前，你必须做许多功课，了解许多背景，所以说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这是我翻译的动力之一。
此外，翻译也是一个文字转换的过程，尽可能用平实流畅的文字，反映出原著韵味，这对我是一种乐趣，更是在判决之外的一种放松。附带一句，在翻译方面，我最崇拜的就是台湾的温洽溢、彭淮栋，大家可以找他们译的《前朝梦忆》、《西方政治思想史》读读，绝对不会失望。
问：您在文章中说，“如果还有追逐智识的激情，还愿意享受吸取新知的愉悦，还试图通过努力去改变什么，为什么要早早停下脚步呢？匆匆与生活讲和，岂非负了少年？”您接下去有什么写作（翻译）计划呢？您试图通过努力去改变的是什么？
何帆：勤奋谈不上，主要是兴趣使然。
由于自己的法官身份，我不适合就国内法律事件发表言论，所以在尽职工作之余，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翻译上。
明年我将主编一套大法官传记文丛，目前已引进了布莱克门、斯卡利亚、伦奎斯特、斯蒂文斯等传奇大法官传记的版权，并约请了部分优秀译者加盟，自己将翻译其中两本。
另外，正在翻译的书中，一本是作家安东尼·路易斯的《批评官员的自由：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一本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写给非法律专业读者的一本新书《玩转民主：大法官眼中的美国民主》，后者于今年9月出版，很快就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我希望有更多中国读者能分享这本好书。
我向往的“改变”，可以做多元理解。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听到有人说，当年我对某个问题有兴趣，或者选择某个专业或行业，是因为读到这么一本书。而这本书，恰好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