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相隔几近两年，华尔街的阴霾并未完全消弭。两年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长久以来作为美国金融系统典范的华尔街，竟然在短短一周宣告告别了一个时代——一家接一家金融机构在风暴中落马，独立投行就此遁入历史，华尔街这个“金融创新”的代名词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两种声音开始为此激烈争锋。批评人士试图为华尔街贴上“贪婪”的标签，对其因激进的行动风格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进行道德拷问，“金融创新”概念随之遭受重创。与此同时，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等人则积极为华尔街申辩，认为不应将罪责完全归咎于它，任何人都无法在这场风暴中独善其身。
作为长期致力于全球性投资和金融创新研究的经济学家，在过去两年间，耶鲁大学教授威廉·N·戈茨曼（WilliamN.Goetzmann）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
（K.GeertRouwen－horst）也不可避免地一再遭遇类似的追问：华尔街是否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全球经济是否依旧低迷？金融创新是否到了值得反思和重估的时刻？如何避免因“创新过度”而带来的灾难？
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化。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他们并不试图预测未来，而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过去，并试图在对历史的梳理中为当下寻找注解。
今年，二人携带合作编写的新作《价值起源》来到了中国。在这本教科书一般的金融创新史专著中，作者试图勾勒金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永恒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时间，金融本质上是价值在时间上的转移。其次是机遇和风险，人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此在不确定性中发明了对冲机制、期货期权等来对抗风险。本轮危机正是由于风险过于集中造成的。第三个主题是市场，市场永远是金融的基础，包括市场监管。第四个主题是法人企业，现行公司制度作为风险吸收的平台，是天才的发明。”
他们依旧认为，“以创新求生存”这句20世纪90年代曾盛行于美国硅谷的俗语并未成为商界咒语；但同样承认，每一次金融创新意味着与此相伴的风险，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得不拥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并试图对其实现精妙控制。
最关键的是，无论对于华尔街那些历尽沧桑的老兵，还是中国金融市场这些尚显年轻的玩家而言，在实践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同时，或许有必要一再重温如上常识。这才是不断考验现世智慧的警世恒言。
访谈
问：在你看来，全球经济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吗？
罗文霍斯特：这首先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危险。显而易见，人们此前对美国经济所丢失的信心正在一点点恢复，但未来依然会面临高失业率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目前的形势也很严峻，希腊债务危机凸显了其中的问题——欧洲老龄化人口庞大，而政府面对长期以来所处的失业率攀升困境，并没有找到有效对策。
我们并不能说危险已经解除，因为世界是彼此联系的，可能对亚洲经济也会产生潜在的影响。
戈茨曼：事实上，我担心世界经济局势可能会愈加低迷，但我并无意于任何预测。最主要的担心同样是失业等社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可能会增加社会和政治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令部分国家的处境更为艰难。
回头来看1929年那场大萧条，前后几年间经济有相当浮动，出现了不同的对股市利好和利空的因素，但总体而言都可以归溯至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如果能把政治问题处理好的话，我相信经济本身是可以良性运行的。
当然，就目前来讲我并没有看到太多不利因素，但一旦世界上出现更大范围的政治危机，我担心21世纪初期会呈现类似20世纪初期那样的情景，这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问：依然有很多人在责问华尔街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你如何看待华尔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罗文霍斯特：简单回顾，人们会认为华尔街无法摆脱责任。因为危机一出现，金融系统率先发生了故障，而华尔街又对此无能为力。最初可能危机源于某些特定市场，比如抵押债券、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等。更深一层来看，其实真正原因是一些人购买了他们当时无力承担的房产。人们突然在一夜间发现，竟然有这么多人因房子破产或是陷入庞大债务之中。
在我看来，这源于美国的政治家们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让人们意识到拥有完整产权是必要的，并因此动用了很多机构来实现这点，金融创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非华尔街能够恢复繁荣，否则危机会传递到其他领域和整个国家。
我并不认为华尔街是危机的源头，更无须将所有罪责都加于其身。每个卷入其中的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事实上在危机发生之前，任何人都很难预料它可能波及的范围。
戈茨曼：我基本同意这些看法。不得不说，这或许是我所了解到的唯一的、最初源于各方良好意愿所发生的危机——华尔街认为可以通过分摊风险使得世界更加安全；美国政府则认为他们找到了能够帮助穷人买得起房子的绝佳方法。因此，或许这其中有些不稳定因素，但这个系统的建立初衷完全着眼于改善社会和金融系统。问题在于，华尔街传递了这种危机，它自认为已将系统性风险分摊到金融机构中。这也导致了危机发生后整整一年，金融机构彼此依然不信任，担心对方持有这种劣质的抵押品。
把罪责完全归咎于华尔街并不恰当。同时也要避免将责难过多集中于现代金融机构改革本身，而应懂得学会从失误中学习。
问：“创新，或者灭亡”（Innovateordie），这句源于硅谷的谚语同样长期在华尔街非常流行，但近来良性金融创新的盈利已被那些有害创新的损失所吞噬，人们也渐渐怀疑这一说法。
罗文霍斯特：我想这句谚语依然有它的生命力。创新是现代市场的生存准则，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必然如此，任何人可以自由进出并充分竞争。在这个自由市场中，除了不断通过创新寻找市场空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创新总是充满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把它称作
“风险投资”。但唯有胜者才能生存，而创新才能取胜。金融危机的发生或许正是风险的另一面，只不过是人们不想让它发生的一面，并不应该成为创新受挫的理由。这就像是如果你从来没有错过飞机，只能说明你每次在机场待了太久；而如果你从来没有失败过，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冒险。
问：具体针对金融创新而言呢？比如像高盛所出售的C.D.O.（担保债务凭证）这样的金融衍生品，被控在产品设计之初就隐藏了关于投资风险的事实。
戈茨曼：我想大多数金融工具在设计之初都是不错的主意，而且即使发生了金融危机，它们中大多数还是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能够很好加以利用的话。现在我更担心法律层面对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使用限制可能会产生某些副作用。
事实上，金融创新一直都存在，甚至于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运行法则。举个例子，我曾经研究过第一次发生在金融领域内的世界性危机。那是在1720年代的欧洲，出现了著名的由南海公司引发的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当时的问题在于“过于创新”，一些和风险有关的新生意模式和公司开始出现，保险公司就是那时诞生的。当时的公司除了经营如制造业、采矿、贸易等传统业务之外，开始尝试各种新生意。不出一年，这些创新迅速遍及整个欧洲，一个巨大的泡沫诞生，转瞬破灭。
不同国家为此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英国人说，好吧，我们不要公司了，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干脆不要创建这样的公司，这种态度最终使得英国经济落后了至少100年；在英国大肆禁止这一创新之时，美国则继续发展有限公司和公司理念。我很担心我们目前正在重新经历这样的情形，很多美国人主张废弃和禁止使用这些金融创新，这其实是“因噎废食”的做法。
问：在你看来，这次金融危机会对金融创新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罗文霍斯特：无论对于产品还是布局，这个过程的确暴露了金融结构的弱点。信息不对称使得这种风险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传递。这或许会引发进一步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正是在寻找方法来绕过监管，华尔街和金融系统有时正是同监管系统在竞争。
问：那应该如何看待政府在这次危机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戈茨曼：我想似乎除了
“管制”、“责任”，美国政府这次就没说出别的什么词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此之前，大部分金融资产都归美国政府所有，政府事实上一直在介入。
罗文霍斯特：问题并不在于美国政府要通过税收或其他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如果试图寻找放松管制和危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会发现这非常困难。政治家们其实并不清楚危机的真正原因，但在坐等答案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很多新的管制举措。这个过程中的输家可能会是某些银行，甚至会危及美国政府自身和金融系统。
问：就中国而言，中国的金融机构和行业应该如何避免此前在华尔街出现的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房地产目前存在明显泡沫，在你看来，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引导投资需求，从而防御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风险？
罗文霍斯特：正像我之前所说的，我想金融危机并不完全是华尔街的问题，更大范围内应该是美国的房产政策所引发的，华尔街只是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我想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你们处于另一个金融发展的阶段，和美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局面相距甚远。
金融创新对中国而言应该更加容易，可以引入很多更为安全的创新方式，抓住那些“长得低的果实”（Low-LyingFruit）。事实上有很多金融创新的方式尚未在这里应用，不应因为危机的发生就阻挡了它们的进入。
从历史上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比如那些拥有良好创意的人们并不需要成为有钱人也能享受贷款，建立有趣的公司。我想依然需要给予人们更多获得资本的渠道。如果把中国目前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结合来看的话，金融在其中大有可为，没必要担心会出现像美国一样的状况。
戈茨曼：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者们历来非常谨慎，在过去20年间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趋向主流。我想或许中国的资本市场会存在一些泡沫风险，毕竟这里正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但我并不清楚这些泡沫会如何消解，因为我无从判断它们在金融系统中所占据的具体比例。
现实泡沫可能在于这些已建成的建筑物无力偿付抵押贷款的风险，当然如果抵押比例很低，这无关紧要。但我并不认为目前金融系统本身存在太多风险，还是在良好控制之中。如果从美国、日本、印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有太多负债，这样可以有足够空间等待市场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