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先生的新书《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不久前出版。在这本书中，韩和元讲述了自金融海啸爆发以来，“世界看中国”、“中国救世界”的论调不断被媒体抛出，甚至有报道说美国效仿“中国特色”，于是，中国举国抱着“西方停滞不前、中国一枝独秀”的陶醉无限意淫。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在当年预言家对日本做出乐观预测时，欧美所遭遇到的那场危机并不是让日本毫发无损，在危机中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的日本经济，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正是因此，从事后角度来分析，反倒正是这场危机加剧了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当时光鲜的表面却在为后来的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在埋伏笔。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也源于此。
    韩和元在书中从多个角度对比了日中两国的经济历史和发展形势，针砭时弊，引经据典，阐述了中国目前的危险前景。

　　问：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率先复苏，您认为中国为何能做到？
　　韩和元：这个主要得益于几点：
　　第一、我国已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我们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因此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其杠杆化效应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方，这可以从我国极低的外债水平上反应出来；
　　第二、持续性经常账户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相对充沛。这与国外银行的资本枯竭，需要央行不断的注入资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关数据显示，在2008年里，我们银行的贷/存款比仅仅只有65%而已。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银行还存在严重的流动性泛滥，这在去年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
　　第三、则应该归功于对资本账户的控制，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央行对外进行的证券投资；
　　第四、则得益于中国金融远未脱媒的这一事实，各经济部门，譬如我们的政府、企业、居民家庭，他们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媒介，这与早已金融脱媒的欧美国家，其高度证券化的金融市场相比，就表现的非常简单和清晰了；
　　第五、这得益于我们的政府和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从危机爆发时来看，它无疑是健康的。政府和家庭的债务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呢？据有关机构的核算显示，我国家庭及政府的负债，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和33%而已。而2008年全国财政总收入却轻松突破6万亿。
　　正是得益于我们经常项目的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中央的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都变成了暂时现象。

　　问：但您却反倒认为快速恢复正是担忧所在，担心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为什么？
　　韩和元：按照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定义，事实上我们这轮危机远不是危机的开端。如果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放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背景里去看，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当前的危机仅仅只是肇始于网络泡沫破灭后的危机延续。而之所以危机会影响如此之久，原因就在于当时复苏只是来源于传统的流动性驱动型复苏，而不是缘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的驱动，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是脆弱的。那么当前的复苏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危机远没有过去，随着通胀的到来，我们距离下一个子危机也就不远了。这轮危机真正的肇始时间，可以上溯到2001年。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一创新而缔造出的新经济宣告终结，繁荣也为之停滞。但我们主流学界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由人任意改造和设计的。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主导下，他们积极的动用人为手段，意图使经济得到持续的繁荣。这些手段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正是格林斯潘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的法宝。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正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某种缺陷和全球经济结构的先天不足——世界贸易的不断发展，客观上推动了需要美国发行更多的国际结算货币美元来充当世界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是，默许了美国可以人为压低利率、主动的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他们扩大贷款的需求，以支持其可多进口商品及资源来刺激其本国经济的增长。虽然这种增长确实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它也隐藏了莫大的风险。
　　关于这个需要从经济周期的实证理论谈起。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是信贷的膨胀，当银行增加贷款的供给把它投向商业领域，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新的货币流入信贷市场并降低了信贷利率。商人被银行的通货膨胀所误导，他们以为储蓄资金的供给要高于它实际的数量。现在，当储蓄资金增加，商人就会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特别是对于那些“高级生产领域”，那些远离消费者的生产领域，也就是说资本结构变长了。商人拿着他们新得来的资金，抬高了资本价格和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就促使投资由接近消费者的“低级的生产领域”向远离消费者的高级生产领域转移，也就是从消费品行业向资本商品行业转移。
　　如果这是时间偏好的真实下降和储蓄的上升造成的，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被重新延长的生产过程大致可以得到维持。但是这种转移是由银行信贷扩张造成的。商人受到银行信贷膨胀的误导，对高级的资本商品进行过度投资，而这类商品的生产要得以顺利维持，就必须伴随着较低的时间偏好以及大量的储蓄与投资；一旦通货膨胀渗透到大多数人民生活中，旧有的消费——投资比例就被重新确立起来，同时对较高层生产领域的商业投资就显得多余而浪费。商人由于受到信贷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所以，“繁荣”中充斥了浪费而错误的投资。当消费者重新确立了符合他们要求的消费——投资比例时，“危机”到来了。事实上，在衰退时期，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失误作出调整，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包括清算导致浪费的投资。危机意味着通货膨胀造成的扭曲濒临结束，在衰退中，经济重新为消费者确立起了有效的服务体系。简言之，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衰退有时候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恢复”的过程，衰退的结束宣告一切重归正常，经济恢复了最好的功效。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衰退并不是充满邪恶的灾难，在繁荣带来了扭曲之后，反倒是衰退可以使经济恢复的更为正常，这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所以，繁荣有时候需要“衰退”。但显然，格林斯潘们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们预备的是，通过人为的刺激来调整经济，以期达到永续繁荣。
　　但阴晴圆缺、潮起潮落、白天黑夜、生老病死这样的自然法则，会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已，世界上很多东西的运行规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而为之转移的。最后的结果是，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上轮的繁荣买单。这也算是格林斯潘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吧，格林斯潘还给我们留下了另一半遗产，那就是我们当前的复苏形式是流动性驱动型复苏。这是一种不触及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驱动的复苏，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是脆弱的。可惜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走在这条因循守旧的老路上。
　　中国也不例外，在保就业和保增长的压力下，我们的资金大量流入到落后产能中。也正是因此，我们反倒认为，这场危机事实上加剧了我国本就已非常严重的产业结构性问题。那些在上轮繁荣周期中，因为不太恰当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大量浪费而错误的投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06年到2007年，宁波一个养兔子的老板居然上马了一条冰箱生产线。这些低效的机构因为人为的经济繁荣而得益，危机来了它们本应遭到清算，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在危机中遭到清算。我们通过人为干预，根本就没给危机一个来临的机会。这就让那些低效的企业，像我们经济体内的癌细胞一样残存下来，并正蚕食着那些健康的经济个体的资源和空间。相比较于多多少少经过一番衰退考验和清算的西方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体，我们不得不说其情况或许更糟。
　　马克思说过：“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是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形象。”这里我们可以日本为证。上世纪80年代对于欧美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年代。7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到里根总统上台的1981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3%，而最优惠利率更高达20.5%。但在这样恶劣的生态下，日本却根本没有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为此西方学者惊呼日本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控制整个世界，日本世界第一。
　　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在那些预言家对日本做出乐观预测时，欧美所遭遇到的那场危机并不是让日本毫发无损，在危机中轻松就返回了正轨的日本经济，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是并不触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创新的复苏和繁荣。也正是因此，从事后角度来分析，反倒正是这场危机加剧了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当时光鲜的表面却在为后来的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在埋伏笔。

　　问：能够印证您担忧的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个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对比时间表。该表显示：1985年日元升值，1986年资金流向房产，1987年房价飙升3倍，1988年房价下跌、地王拉升房价，1991年房价再次下跌、房地产崩盘，而在相应年份加20年后，中国却又惊人地重复了前四项。于是有人提出了2011年房地产会否重蹈日本覆辙的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个对比时间表？您认为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韩和元：怎么说呢？我正是从中日经济的这些一致性开始着手这项研究的。但必须予以说明的是，我的这项研究，告诉我的是，中国在近期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事实。
　　譬如您提及的这个房地产崩盘时间表，事实上这个表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社会对我国当前的高房价和天价房价问题的一种无奈和无力的反抗。当然这不仅是老百姓在呻吟，地产商们也在为各自的利益而频频发出各种言论，前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房价下跌，而后者亦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认为房价还会升。
　　这两种观点事实都是极端的，我个人从来都坚信，人类社会从属于我们赖以存在的大自然，那么其必然也得遵循于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什么是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呢，天有阴必然有晴，有黑夜必然有白天，有生必然有死，这就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故此我个人认为，经济有繁荣，那么必然有萧条，有上涨也必然会下跌。如果一个社会其经济有好有坏，有繁荣有萧条，我们认为这充分的说明了它是依循自然规律运行的，是正常的。反之，我们才应该视之为非正常。同理，我们可以大胆放言的是，这个世界不会存在只升不跌的房地产市场。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想当然的认为中国的房价将会下跌这也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念头。马克思教导我们：自然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我们姑且抛开迷信GDP的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依赖这一要素，单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就可告诉我们，中国的房价15年内的大趋势只会看涨。
　　所谓的经济学其实也无他，无非是买和卖而已。有人买并且买的人很多，那么卖价自然能够坚挺。如果买的人少的很，甚至没有人买，那么卖价再低市场也形成不起来。但可惜的是，生为人却不得不面对四大件：衣、食、住、行，这也又决定了房地产与食品行业一样是个刚性的不能够再刚性的行业了。
　　我国自1953年到1983年30年间，出现了两个生育高峰，这期间婴儿出生率极高，到2010年，已经出现了一个数量巨大的年龄介入35--55岁之间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对储蓄市场，譬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原始性储蓄市场，都有着很旺盛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将会演变为导致储蓄市场变化的主要作用力。当人数最多的那代人觉得需要增加储蓄时，他们对储蓄工具的竞相需求，自然会抬高他们所针对的储蓄工具的价格，比如：股票、房地产、债券的价格。反之，当这个人群觉得需要减少储蓄时，他们的卖出行为也将降低这些储蓄工具的价格，这就是生命周期储蓄模式概念中的长期资产价格与人口分布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原则。
　　日本的例子证实了这点。而您所指的那份“房地产崩盘时间表”，它回顾日本1985年-1991年房地产市场走势，发现与中国2005年-2008年房地产市场走势颇为相似，最后更预言中国房地产会在明年崩盘。但我预备说的是，这份崩盘表实在不可要领。原因是它忽略了生命周期储蓄模型这个基本要素。
　　这是基于需求面而言的，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供给方面的因素——中国自然资源的特殊禀赋——我们有别于欧美，在欧美是人少地多，而我们中国却恰好相反，是人多地少。这也就制约了供给不可能无限扩大。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对未来储蓄市场的变化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所能够作出的预见是：我不是一个有传统智慧的人，我不相信储蓄工具有永恒的持续力。我更愿意相信，基于社会公平诉求，从现实政治需求出发，储蓄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必有调整。但特殊的人口分布及该人群在当前体制及社会改革（特别是城镇化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的现实世界里，该人群的整体需求将驱使他们作出卖出行为之前将长期资产价格抬高将成为不可逆的事实。再结合中国的国情及国民性，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房地产市场整体趋于螺旋式盘升的状态。
　　当然政府也有足够的能力将房价控制在不至于失控的范围，这些能力包括正确的货币政策，当然还包括政府的福利政策，新加坡的组屋制度也在一定程度缓解了该国的社会矛盾和房价问题。当然政府也绝对有能力将这一切恶化，譬如糟糕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氏说过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譬如政府继续延续当前的房地产政策。
　　这里被大家所误读的一点是，我并没有说过中国就将面临即期的日本式麻烦，诚如我在我这本书的序言里指出的“如果大家仅仅通过题目和书名，就轻率的认定我在这本书里预备表达的是，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诸条件已经消失，中国经济将陷入‘停滞膨胀’的深渊，那么我可以说的是，这种论调是大错特错了。”
　　如我在序言里指出的，“但在这本书里我确乎想表达的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倒也是事实。”至于加速朝好的一面发展还是朝坏的方向发展，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是否采取了正确而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譬如社会收入更公平的分配，譬如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譬如引进韩国的一户一制度或新加坡的组屋制度等等。

　　问：近期“阴谋论”在媒体上很流行，该观点认为：日本的泡沫经济的破灭是拜美国阴谋所赐，而中国经济也身处美国的阴谋算计当中，您如何看待此观点？
　　韩和元：《罗马帝国兴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在论及人们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诸多不同观点时，曾慨叹道：“我们对于人类事物的理解，走极端易，持中庸难。然而，真理似乎总是蕴涵于中庸之道。”
　　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过一句话“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也就是后来丘吉尔反复引用的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事实上这已经内化成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同样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人也秉承了这一极富功利主义色彩的外交原则。因此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出卖”之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类似于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里论及的性选择式斗争，这种选择的形式并不是一国和外界自然条件进行的斗争，而是在同一物种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不是让失败的一方灭亡，而是让失败的一方离开这个竞技的舞台，以期自己独享更多的资源，毕竟这个世界的资源始终是稀缺的。事实上这就是人性，国也不例外，因为国不过是数以亿计个体人的集合而已。从利己这个命题出发，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甚而中国也好都是一样的。
　　也因此我一直不能够接受阴谋论这一说法。所谓的阴谋论，给人的感觉总有种，某人是好人而对应的那人则是坏人的感觉，一个很善良一个很邪恶，这是典型的亚理士多德式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只有上下、黑白、对错、爱恶这样的非此即彼，这属于典型的excluded middle/false dichotomy。都是基于生存，对此我更能够认同的是比较中性一点的博弈论。
　　另外如胡适在五鬼闹中华里说的，我们总不能凡事都将过错都推诿给人吧，我们自己更应该从自己身体找一下原因。不能老是搞“客观主义”，也得搞下“主观主义”的。

　　问：您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分别是什么，从担忧中国经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已经具备哪些相似条件了？与当时日本经济的不同之处又有哪些？中国经济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韩和元：日本泡沫经济泡沫的直接促动因素在于1985年通过的广场协议，也有人认为是日本采取的点刹式的货币政策的缘故，而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这完全在于日本政府的麻木在于政府的不求进取、得过且过。
　　但我认为这远只是表象并未及实质，事实上日本式泡沫的泡沫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所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点吴敬琏吴老最近在接受有关媒体的采访时这表达了跟我同类的观点，那就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确是有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亦就日益突出，譬如这些国家为了扶持出口行业，促进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将不得不继续维持原来的以紧盯美元为表现形式的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同时这些国家为防止国际热钱对本币的攻击，而形成的主动积累外汇储备。
　　而这种汇率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而泡沫这个东西是缺乏弹性的，吹的越大破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然这种泡泡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却无法抑制的。广场协议并非日本泡沫破灭的主要根源，它只是加重了这种趋势的恶化而已。不幸的是，正如吴老所忧心的，这也正是中国与日本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虽然中日间确实存在林永青林总所提及的种种不同，譬如：所处的时代、国际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都具有某种非可比性。

　　问：您为此写了《中国经济会否重蹈日本覆辙？》一书，您提出这个命题，是为了警示世人还是为了给出结论？如果已有结论，请问是什么？
　　韩和元：我比较能够接受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的一个论断的，那就是“人类无法获得终极真理”。正是基于此，我不得不很歉然的告诉记者您，当然还有我们的读者朋友，我是无法为大家给定出一个所谓的结论的。我只是从我的认识和观察的视角，将我的看法摆将出来而已。在这里我是很期待着从各种不同视角、不同经验而得出不同观点的人，也能将他们的发对意见摆将出来的。目的无他，如哈耶克说过的，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或者说，至少达到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真理的程度。
　　当然这一切正如卡尔·波普所坚持的，任何科学理论是无法得到verified，必须被当做假说去接受falsification，只要它未被证伪。那么就请实践和时间来检验我的观点吧。

　　问：您说“纵然我们在战术层面解决了汇率、国民财富分配、社会公平诸问题，我们还是难免坠入日本式的窠臼。”为避免重走日本之路，您认为除了战术层面上的，从战略上，我们应该解决中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怎样解决？
　　韩和元：确实如此，譬如日本经济的崩盘事实上是在完成了包括汇率、国民财富分配、社会公平这些问题以后发生的。当然并不是说汇率问题、国民财富分配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不重要，事实上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正是在1960年代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才解决了1950年代末期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也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才使得日本迅速崛起。日本真正的问题在于它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执著和迷信，在于它本身的自满傲慢的国家心理，关于这个我们可以从以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这种政商搭档的结构，所合著的《“NO”と言える日本》一书看出端倪来。
　　也正是这种自满和自大，让它们无暇去反思自己和检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当欧美的经济个体正处于衰退的深渊里，日本人以为他们是站在岸上的人。于是他们很惬意的站在岸上欣赏着欧美人在衰退中的挣扎，他们认为这是件顶好玩的事情。但孰不知的是，日本人认为欧美在做垂死挣扎的时候，恰恰是欧美经济个体自我涅磐自我重生的时候。正如一般经济学原理所能够告诉我们的，通货膨胀下的繁荣降低了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功效，并扭曲了生产结构，它不能再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服务。危机意味着通货膨胀造成的扭曲濒临结束。在衰退中，这种调整包括清算导致浪费的投资，这种调整也让经济重新为消费者确立起了有效的服务体系。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衰退有时候真的不是什么坏事情，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一个锻造孙猴子本领的最好的炼丹炉。
　　在汇率和出口导向方面，日本这个邻居的前车固然可以给予我们借鉴。毕竟“邻居走错了路，难道我们还要跟着走？”而在新经济方面的教训，日本的经验同样可以给予我们借鉴和参考。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的，日本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的他们正沉湎于日本第一的欢庆中。日本除了自大和自满后，还存在一宗罪，这就是对后发优势的迷信。在当时，事实上日本和欧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至少美国没有跑多远，而日本却因为迷信后发优势，最后却不幸沦入为后发劣势的窠臼中。虽然日本在应用技术上有很大的突破，但在基础学科上却长期依附于欧美这也是事实，这也就导致其经济发展自主性以及技术创新势头的减弱，从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国家这种情形一旦出现，那么，就意味着本国本地区的发展潜力被先发国家所限定，意味着本国本地区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无休止地保持下去。
　　也正因此日本丧失了，抓住第五次技术革命（在林永青林总的表述里是第四次技术革命）最核心的东西的机会，就是让美国借以翻身的互联网技术、芯片技术及软件。虽然日本在旧有的汽车、家电等领域继续连战连捷，但正因为他们将这一繁荣周期中的终极武器给丢失了，这也就最终毁掉了日本。遥想1980年代后期，尽管当时日元升值100％以上，但这个总人口数仅及美国三分之一的国家，其GDP却一度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70％。而今天呢，日本的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的30％多。相对实力的转换，何等剧烈啊！
　　对于当前而言，就像上世纪80到90年代一样，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这方面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日本、欧洲抑或美国，事实上都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克服日本式的自满自大、克服我们的后发依赖，那么我们可能像日本一样，也会丧失抓住这一次技术革命的机会。对出口导向的执著、对后发优势的迷信、沉湎于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自大自满中，这是需要我们在战略层面上予以解决的的。（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