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的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进而决定它竞争力的高下。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能够保障私人产权，哪个国家就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问：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透视美国，解读中国》，请问美国的经济与中国的经济有哪些共性？美中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玲瑶：这两个国家都是很有特点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关系越来越密切，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之间的互补性。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储蓄率特别高，消费却不足，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所以大量的东西就卖到了美国。而美国和我们不同，他们是高消费，低储蓄，从中国的大量廉价进口对他的内需支撑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累积了大量的顺差，然后以美元资产的方式平衡国际收支，买了美国的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等，又流回了美国。所以我们过去在实物上补贴美国，在资金上也支持美国。美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来把它容纳下来。所以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对经济的拉动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所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

    问：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而美国呈现出双赤字，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谁才是受益者呢？
    李玲瑶：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和这两国之间互补的经济关系是有联系的。中国的国际收支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双顺差，而美国的经常项目是个大大的逆差。那么，每一个国家，只要是一个开放式经济体的话，必须国际收支要平衡，也就是说经常项目加上资本项目应该是等于零。中国是个大顺差，所以我们就在资本项目方面买了很多的美国的国债，企业债券等等，作为一种金融项目的平衡，加大资金的流出，使得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大量的经常项目逆差，就在资本项目里吸引了很多外国的资本，包含中国的，日本的，中东国家的外汇储备，然后它的国际收支也就平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都是受益的国家。
    中国过剩的产能有了释放的途径可以出口出去了，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得以发展，我们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也从不到10%到现在能够有23%，这一批人先富起来了。对美国来说，在2000年下半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虽然经济滑坡了三年，可是老百姓仍然能够保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这也得益于大量的进口中国廉价的商品，抑制了通货膨胀。因此，两个国家都是受益者。

    问：您书中讲到目前很多国家的人出国留学首选都是美国，请问这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美国的留学移民政策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
    李玲瑶：首先，我认为借鉴这个词用在这里欠妥当。所谓借鉴的意思是说中国是不是也要采取这样的移民政策，所以要借鉴它。我想不是，中国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说之所以这些人出国愿意选择美国，因为美国的科技领先，国家的制度比较完善，而且它的制度有利于创新，同时它又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到这个国家去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还有就是它的大学政策，它的整个国家的政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欢迎移民式的。所以在美国，你不管读的是哪一个学位，学士、硕士、博士任何一个学位，只要你在美国拿了一个学位，你就能够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在美国找到工作后，让美国的公司给你出具就业证明，你就能够申请到美国的绿卡。这就是它几百年来为了鼓励移民的这种开放政策，所以它吸引了全世界的一些高端人士到美国去求学。
    美国的大学教育非常好，全美国有七千多所大学，如果把社区大学，也就是专科院校都算在内的话有七千多所，加在一起大概一万五千所，把欧洲所有国家的大学加起来都没有美国的多。它不仅是大学多，而且教学质量也非常的好，因为它强调的是开放式，思考式，启发式而不是死记硬背。所以这有助于培育未来行业里的创新人才。这些地方，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问：您这本书中讲到需求结构调整，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错位？实现您说的消费兴国的具体途径是怎样的？
    李玲瑶：中国的消费阶层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是工薪阶层。工薪阶层有消费的意愿，但是消费能力有限，因为这些都是弱势群体，中低收入的人；另外，中国目前有23%左右中产阶级，他们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也有一定的消费意愿，但是消费意愿不是很强，原因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在拼搏的过程当中，希望多一些储蓄，多一些保障会更有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先富的阶层，他们既有消费的能力，也有消费的意愿，这些人不仅是一般的商品，对特殊的奢侈品也能够有一定的消费。但是毕竟这种阶层的人太少，而且这种阶层的人想要买的东西市场上不一定能买到。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买了一套别墅之后，花了上百万去装修，用的都是最好的、环保的材料，可是装修完半年多之后，去测试它甲醇的含量，仍然高出标准，标准是0.1，我的标准大概是到了0.5到0.8。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市面上想买这些环保的产品，我不一定能买得到。所以说中国不同的消费阶层会有不同的消费需求，但是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消费一直不振，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消费人群太少、太小、太散。有人分析过，中国的消费人群大概就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塘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的人群加在一起大概也不过在1.5个亿左右（2007年），所以消费的人群太散、太小，中产阶级太少，这是我们消费不振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工资太低，工资占GDP的比重太低，还有就是家庭资产占GDP的比重也比较低。比如说美国人家庭资产占GDP的比重，占到了大概350%到450%，而中国是小于25%，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得出来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说，消费是一个个人行为，个人对未来的就业预期和收入增长是很大的影响因素，工资低，家庭资产少，当然不敢轻易的去消费。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大。几年前的一个数字是，中国高收入10%的人群大概拥有社会46%左右的财富，那么低收入的10%的人群大概只拥有社会1.4%左右的财富。也就是说高收入的人想买车子，买房子就买了，但他不可能无限的去买车子，去买房子。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除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外，没有多余的钱去做其它的消费。所以，西方认为，中国真正的消费人群大概只有1到3亿人，另外的10亿人是糊口的人群。因此，收入差距太大也是造成消费不振的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畸形的，非理性的发展。房地产非理性的发展使得人们太多的资金用在买房上，占据了收入中的一大部分，使得其它的消费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再加上中国的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完善等等的原因都制约了中国的消费的增长。

    问：您书中提到要推进中国经济“四化”，请问您这里为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四化”对中国经济的意义？
    李玲瑶：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还有一些方面需要再进一步的强化。第一个就是企业产权的民营化。我认为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产权民营化的过程，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几乎没有民营企业，个体户也很有限，而且这些人相对来讲在社会上都是不被重视的，甚至是受到歧视的。但是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因为中国大概50%左右的税收是来自这些中小企业，大概60%左右的产出和出口是他们的贡献，75%到80%左右的就业也是他们的贡献。所以，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且现在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一天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第二个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我这里所讲的资源配置最主要是指资本的资源和土地的资源，土地的资源先放在一边，现在讲资金的资源。现在一年期贷款利率是5.31，我在清华大学总裁班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经常会问这些企业家，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家，问他们谁能以这样的利率在银行能贷到款，班上七八十个同学大概只有两三个举手。一般来说，一般的民营企业不能够以这么低的利息贷款，而这么低的利率通常是国有企业能贷到款。CCTV2的经济半小时栏目曾经做过一次专访，说中国江浙这些地方的民营企业家在2008年6月份的时候一般的贷款利率大概在14%左右（而这个时候国家规定一年期的利率是7.47），民营企业差不多是国家规定利息的两倍，所以民营企业家在利息方面的成本跟国有企业相比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利率的市场化，让国企和民企站在同一个利率水平上来，我觉得这是未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让地下的金融合法化。江浙地方的经济相对来讲比较发达，就跟它的地下金融，民间金融有关。所以现在国家有〈放贷人条例〉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条例出台，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发展方向。但是小额贷款公司也有它的问题，像去年有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开设起来了，但是它们后续的资金明显的不足，而且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在税收方面很多的享受不到优惠政策，再加上它们的后续资金来源，利息到底怎么样，它们未来的发展潜力怎么样，这些都是值得去关切和进一步完善化的。
    第三个是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我觉得我们加入了WTO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都产能过剩，中国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加入WTO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差不多过去的八九年中，中国的外贸与也好，企业的发展也好，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加入WTO后，各国之间均享有最优惠国待遇，也就是说不能够歧视别人，都应该一视同仁，结果我们把大门开得太大了，当太多的国外企业进入到国内来的时候，我们一点招架的余地都没有。所以我们的汽车工业，几乎所有的品牌不是美国的，就是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或者日本的。在这方面，我们严重的失去了自主权。零售业也是一样，像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等都是别人的品牌，但是99%的商品都是中国的。所以，我们在扩大了市场的竞争之后，没有利用NGO，即非政府组织，利用行业协会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我们这些产业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浪潮之下，我们的自我保护显得不够，经济金融的安全考虑是比较缺失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强化。
    第四个是市场竞争的深度化。过去的市场竞争是在浅层次的，靠吃苦耐劳，靠勤奋，靠努力赚取财富。但现在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智慧，有战略，要懂团队，营销策划，渠道，人力资源管理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市场竞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深度化的地步，任何企业的一个短板，都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必须要去突破。这就是我讲的经济发展的“四化”。

    问：这次金融海啸过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李玲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投资了4万亿来拉动经济，同时又有十万亿的贷款，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和别的国家有了一个很大的反差：金融危机后，全世界的房地产都大跌，唯独中国的房地产在2009年2月的时候有了稍稍的调整，3月份以后又开始大涨，这就表示有很多的资金流到了房地产，造成了中国房地产的泡沫。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房地产的泡沫太大，制约了老百姓的消费。所以，国家在2010年4月17号之后提出了第二次的房改，而且出台了一列的政策。这里同样牵涉到中国整个过去的经济发展也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调整。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强调出口导向，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是强调内需为主。过去我们注重固定资产的投资，以投资为主，现在我们要强调以拉动消费和发展第三产业为主。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中，中国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四大转型，第一个是从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的转型；第二个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三个是从封闭式经济到开放式经济的转型；第四个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型。我们成功的完成了四大转型，但是还有六大转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法制市场经济的转型，从粗放经济到绿色经济的转型，从投资为主到消费为主的转型，从制造生产为主到第三产业的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的转型以及从居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政策，或者金融政策的这些变化，还需要继续完成这六大转型。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的赚钱的第三产业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抑制了民间的投资热情。美国在80年代里根当总统的时候，在很多领域对民间资本进行了开放，释放了民间投资的热情。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当年美国在80年代里根总统改革的一些东西，然后根据中国的国情，有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问：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怎样看待的?
    李玲瑶：我们过去30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完善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我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的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进而决定它竞争力的高下。我们在过去的这30年中，当然有我们国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努力，和优秀的领导人的领导，但是西方在工业生产力，技术方面的成熟，大的时代环境和全球化浪潮之下贸易的交往，对全球的经济上升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制度方面我们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能够保障私人产权，哪个国家就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能从事高利润的经济活动，而不必只是靠苦力。所以，一个有效的法制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的交易代价大大的降低，使交易的内容更加深化。因此，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制度化方面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