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比尔·麦吉本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虽说列夫·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之论已成经典，可事实上，对于何为幸福以及如何达到幸福，人类的理解从未完全取得一致。在希腊人，止于至善是最大的幸福，而在英国功利主义鼻祖边沁那里，快乐则是最大的道德，“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公主——快乐和幸福——的主宰之下。只有它才能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借此，他为功利主义奠定了苦乐的计算，由后者引发的效用理念在现代经济学中引申达到极致，最为代表大概当属“边际三杰”之一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他直接将经济学呼之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任务在于“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
    世界在变，今天人们早已明白，繁荣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将人类导向最终福祉，经济学及其对幸福的理解，尤其“效用最大化”终极目标遭遇颇多质疑。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严峻，低碳经济的口号日渐成了主流，美国知名环保人士比尔·麦吉本在其新著《幸福经济》中明确表示，“我们需要新的功利主义”，因为在英国哲学家边沁之后，创造幸福的理论已经改变。
    在比尔·麦吉本看来，人类过去的经济模式一直遵循着“更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则为之创造了一套神奇的实践工具：更有效率，达到更大的经济规模。以往，通过掠夺资源以及更新技术，人类看起来似乎可以同时占有“更多”和“更好”，但在今天，发展似已接近极限，自然早不堪重荷，“更多”和“更好”遂分道扬镳。更重要的是，研究数据揭示了一个有趣现象：通常，在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时，金钱可以购买到快乐。超过这个点之后，金钱与快乐的关联性就消失了。于是，随着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快乐，相反，今天的经济增长不再让大多数人更富有，反而会造成不公平和不安全，“经济增长与物质限制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peak oil），使得持续扩张经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贸然尝试则会产生危险。事情还不只如此。我们开始了解到一个不可预期的因素：来自多方的新研究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确实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但财富增加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快乐。”
    麦吉本曾数度来中国考察，深入农村与工厂调查，据他判断，中国奇迹背后的环境代价，可能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8%或10%要用来处理污染和污染对健康产生的影响，他因此希望中国权衡利弊。麦吉本批判西方经济模式，认为那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觉不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以负担的模式。如果到了2031年，按照中国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已接近或达到美国的收入水平，可若按美国人的消耗水准，意味着中国将吃掉13.52亿吨粮食，那是 2004年全球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二；一天会用掉9900万桶石油，比全世界目前每天用量还多2000万桶；每年将使用28亿吨煤，比目前全球产量25亿吨还多；车辆将达到11亿辆，接近目前全球总量的一半！
    那么，除了西方旧模式之外，还有什么可能的模式？ 比尔·麦吉本把以往人类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的经济产量的简单模式归结为“牛顿经济学”，他致力倡导一种新的、更能带来幸福感的经济学，他称之为“爱因斯坦经济学”，也就是重新定义发展：更侧重区域而不是全球；集中在建立和维持强大的社区，而不是建立经济个人主义的文化；它不应该从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观点来看所谓的典范，而应该更加关注生态的部分；它应该将目标放在可持续性而不是增长率上；它应该避免某些预言家所说的浪漫幻想，转而支持务实者的观点——前者主张追求无休止的财富，而后者主张彼此互助，一如数千年人类生存中表现的行为。
    麦吉本在本书中一再向莱亚德致敬，因为他借鉴了莱亚德经典著作《幸福》中的一些观点。曾担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与英国上议院议员的莱亚德被，称为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他在《幸福》一书中提出了影响幸福的“七大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
    比尔·麦吉本颇为重视莱亚德提出的社区因素，这本《幸福经济》英文原名是DEEP ECONOMIC，副标题便是“The Wealth of Communities and the Durable Future”，足见社区经济或者本地经济的模式，是麦吉本看好的可能模式。
    经济学的理性人思维认为，人类主要是个体而非社区成员，因为个体追求经济超高效率并非坏事。比尔·麦吉本显然不认同这点，他强调，体制和经济已经变得太大，需要开始向下修正，需要朝较小和较本土化的社区转变，以保持生态可持续性，提高人类的满意度，同时，社区还可以加强人际接触。他甚至主张发行本地货币。这个设想看起来很美，不过实施并不容易，麦吉本于是悲叹实践理想道路上面临功利主义魔咒：“如果高度个人主义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该如何应对？”
    不过，与酣畅淋漓的尖锐批判对比，麦吉本的建设性提议也许就达不到相同的高度了。这又不得不回到边沁，他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而这里的最大多数在他看来接近于个人幸福的集合，无疑有着深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他甚至批判“共同体的利益是道德术语中所能有的最笼统的用语之一，因而它往往失去意义。”
    本地经济的好处显然易见，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本地化同样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效率低下、保护主义横行、集体主义的滋生等等。在今天，田园牧歌的世外桃源很难独立于世——如何在全球化的框架之内，利用市场原则使得本地经济有序适度，更大程度接近幸福经济，才是更为现实的策略。
    功利主义是一个含有太多误读太多误解的词语，姑且不论如今行为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之间的诸多异同，即使古典主义功利主义也存在不同的维度。被认为边沁衣钵传人的约翰·密尔，就由功利主义推出了从单纯的快乐升华到合乎正义的幸福观：“功利主义认为行为上是非标准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也许，回到密尔，是当今寻求可持续经济模式的一大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