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低碳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参会者对全球碳交易和CDM(清洁发展机制)的完善进行了广泛讨论。记者注意到，与会官员和业内人士认为《京都议定书》到期的2012年以后，CDM机制会有新的完善和扩展，全球碳交易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此，中国将会在碳交易平台、交易标准、全国统一市场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设计和构建。

吉林石化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开展二氧化碳天然气的耦合试验。 　　该院在天然气—二氧化碳重整制合成气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可使煤炭为主体能源结构的二氧化碳回收实现“有利可图”。 　　记者日前从吉林石化获悉，该公司现已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在创造了环境效益的同时，还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13亿元。　　（资料照片）

　　聚焦　1　各方热议“后2012时代”

　　在“中国低碳经济论坛”上，官员和学者们都提出一个问题，“2012年以后CDM怎么办？”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必须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发达国家可以以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方式，在没有减排指标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环保项目，以实现自身的减排任务。这就是CDM——清洁发展机制。
　　近年来，基于CDM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增长。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1180亿美元，比2007年的630亿美元上升近一倍。
　　经过几年的发展，欧盟、美国等在碳交易方面似乎成熟，但问题重重。一方面，“后2012年时代”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走向，将对今后全球碳交易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各国就对当前实施的《京都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存有广泛争议，2012年以后相关政策的延续性仍是个未知数，这将成为未来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面临的最大政策性风险。
　　另一方面是市场分割的问题。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多以国家或地区为基础发展而来，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排放配额的制定及分配方式、受管制行业的规定、是否接受减排单位、如何认定减排单位以及交易机制等，这些差异导致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状态。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3月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部门在北京和上海搞了两次大的CDM能力建设活动，对地区和企业关于构建CDM机制进行调研。
　　“经济前几年的发展，CDM处在中场休息的阶段，上半场已经完了，该得分的得分，该下场的下场，中场休息的时候要做好热身准备，这样就可以等待新规则的出台，这样你可以马上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管理中心副主任米川表示。
　　由于国际CDM市场存在的问题，人们都预期2012年《京都议定书》的期限到来后，世界碳交易市场和CDM机制面临着重构和完善。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农业环境林业部门主任白嘉德表示，“在后2012时代，CDM市场情况还是不太确定，需要融资是肯定的，但对于监管的制度和如何进行监管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内容，当然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了2400多个项目，大概有700多个中国项目获得了注册，但签发的只有200多个项目。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到2012年12月31号之前把这些项目全部注册、签发恐怕是不太可能，有一定困难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管理中心副主任米川说：“怎么办呢？这些项目有它的出路。我们建议你能做CDM的一定还要做，将来肯定会有解决办法。至少中国国内正在制定自愿减排的细则，也许明年后年细则就会出台。”

　　聚焦　2　国内环交所今年提速

　　北京环境交易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碳卖家，但此前由于中印缺乏碳交易市场，全球主要的碳买家不得不舍近求远，到欧洲BlueNext市场或美国证券交易所去购碳，这很自然地造成了一个结果：作为卖家的中国和印度，对于自己手里的碳该卖多少钱一吨，完全没有话语权。
　　为此，2008年中国最早的三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开展碳市场交易。
　　2009年是中国低碳经济迅速发展的一年，中国的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昆明等交易所相继成立。
　　据记者了解，目前，大连、贵州、河北、山西等交易所也在筹备之中。今年国内的环境交易机构总数将超过10家。
　　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说，最初中国企业不太懂行，也不清楚一个碳减排项目要进行评估、核算、验证后，才能进行交易，只能花高价请国外的中介机构代为完成。在行情最红火的时候，每吨二氧化碳减排当量在中国和欧洲的价差达到20欧元。这就是说，如果某个中介机构在中国开发了一个年减排20万吨的项目，到欧洲一倒手，就能净赚400万欧元。
　　巨额的价差原本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收益。与国际买家打交道越多，中国企业越清楚：要搞碳交易，得先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把碳作为一种资源由专人负责经营，提高自身的议价能力。
　　目前，大唐集团、华电、中电投等碳减排项目出产大户分别成立了大唐CDM办公室、华电龙源碳资产公司、中电投碳资产公司等，它们的职责是对公司的碳减排项目进行整合、开发与包装。如果说此前中国出口的碳项目仅仅只是原材料，那么随着专业的碳资产公司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碳项目开始成为半成品和成品，其附加值大大提高。据大唐CDM办公室负责人唐人虎介绍，该公司的碳资产售价能比普通公司高出20%至40%。　
　　这些专业的碳资产公司是中国的第一批“碳开发商”，它们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碳收益，也可以为国内其他公司提供碳交易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也是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第一批碳交易中介。
　　4月8日，中国光大银行与北京环境交易所在京签订了《中国光大银行碳中和服务协议》，由此成为国内首家碳中和银行。光大银行通过向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碳额度，用以投入符合规定的节能减排项目，以中和光大银行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从而实现环保的目的。

　　聚焦　3　酝酿“中国体系”

　　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欢告诉记者，从世界上来看，中国在CDM项目不管是项目量、减排量还是交易金额都是第一。陈欢表示，“英国在欧洲排放贸易体系建立之前，就建立了自己的排放体系，做得很成功，最终促成了现在的欧洲排放贸易体系。我们国家可以参考其中一些做法，这个也是在我们政府研究的范围之内。”
　　业内人士表示，建立中国的碳交易体系，首先是要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统一标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崔成说：“目前我国已成立多个地方能源环境交易机构，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作指导，各机构只能催生地方的、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如果继续割裂发展，不仅不利于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更不利于中国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接轨。”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北京环境交易所主导制定的“熊猫标准”正式公布，这是中国联合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首个自愿减排标准。它标志着中国对碳交易话语权的争夺开始延伸到碳产业链的最前端。
　　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中，谁拥有交易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拥有了项目认定、减排流程、核算方法等一系列的话语权。“熊猫标准”确立了自愿减排量的检测标准和原则，并规定了自愿减排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内容，从而完善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
　　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表示，“北京环境交易所发起制定的‘熊猫标准’，尽管只是一个自愿减排标准，但它是中国第一次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最前端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后，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中国的声音会越来越有分量。”
　　“中国体系”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交易平台。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北京、天津、上海、昆明等多个城市多家环境能源交易所，但是交易所的功能仅限于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以及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撮合，真正实现的场内交易寥寥无几。
　　根据机构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超过80%的碳交易都在场外进行，各地的环境交易所不仅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尴尬，而且交易所林立的局面也增加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专家建议，在国家推动碳交易试点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强制所有的碳交易全部实行场内交易，并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能源交易所，开展电子报价系统，用以联动各地交易所的价格，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碳指标的配额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