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报道称，广州欲征收“交通拥堵费”以缓解城市交通日益恶化的困境，随着政府方面“暂不开征”的表态，事态平息，但互联网上的争议却难以在片刻间散尽落定。
　　广州的“拥堵费”问题牵动的不仅是广州的网民，身处交通拥堵城市的更广范围的网友都卷入到讨论中。毕竟，“拥堵费”也和他们息息相关。往事被一再重提——去年，外国专家建议深圳开征交通拥堵费；前年，上海市发改委完成了“以收取拥堵费替代目前私车牌照拍卖制度”的课题；再往前，北京、杭州、南京等城市均对开征拥堵费问题进行过探讨。
　　老话题这次又激起大水花。反对者占据绝大多数，新浪网调查显示，84.7%的人反对征收拥堵费，仅13.6%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另有1.7%的人称“说不清”。

　　赞成者：个人利益让位社会需要

　　在这场争论中，赞成者屈指可数，他们用坚定的语气表达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无私情怀。
　　“我个人是赞成征收交通拥堵费的。”博主“穿过天空的钉”的声音有如熊市大盘上的红色般醒目，他在博文《“交通拥堵费”的征与废》中分析道：“反对征收该项费用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有车一族’。对这一提议他们是坚决反对的。理由大致是本来买车，养车就已经快入不敷出了，如今又玩出这一‘新花样’，就只能用雪上加霜来形容此时的感受了。而且，严格地说，个人利益在遭遇集体利益时，理当满足集体利益优先。试问，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与‘多一个不算多’的‘拥堵费’征收，是不是该牺牲后者而保大局呢？另一类反对者，大致是担心此举对改善交通拥堵会否有效以及效果如何。”
　　还有人在媒体上高呼“愿意做一次少数派”——只要费用收取合理，只要措施真正有效，即便会给很多市民带来不便，也可以尝试。为了达到每个人的方便，我们必须先接受每个人的不方便。

　　我有车我反对，我没车也反对

　　在“穿过天空的钉”的那篇博文下面，罗列着共计48页约2400条评论。目测之下，逾九成网友对博主的赞同言论嗤之以鼻。
　　不奇怪，利益攸关的“有车族”当然会群起攻之——“我有车我反对！我想问的是我们已经交的那些税哪里去了？不够整治交通吗？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这么多费用也一样能把交通搞好？”
　　有意思的是，在那些声称是“无车阶级”的网民中，站出来说“不”的也大有人在。“我虽然没车，但是我还是反对……中国光在交通方面收了不知道多少种的费用，现在还是交通混乱。难道多收一种费用就能解决？”
　　博主“文者白石”用语平和恳切：“我是无车一族，我也没有钱。但是我不支持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所以，我自认为在评论此事上我是相对公正的……在各种渠道上投反对票的往往都是养车困难一族，可以说，他们与其他一些支持这个费用的人是一类的，相煎何太急？而且，我们也不能这么自私。”
　　利益相斥的双方居然发出相同的声音，或可说明“拥堵费”撼动的不仅仅是私家车主的经济利益。

　　先破“不公”再谈收费

　　摒除那些只顾自家过日子算账的，和惟愿别人多破财的，反“拥堵费”的网民们矛头指向清晰，直戳“公平”二字。为何视开征拥堵费为舍本逐末的下下策？就是“不公”所致。“不公”剑指三处。

　　不公之一，国家政策与地方措施断层。

　　不少网友都在论坛上或博客中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文章指出，既然要控制车辆过多，何不在车辆生产与购置的源头控制，而要在车辆使用的末端控制？中国城市汽车社会的来临，是经济发展和一系列政策因素的后果。政府大力扶持汽车产业，是其中的一条主线。但汽车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产业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政府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的兴趣，要远高于应对与汽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兴趣。收取交通拥堵费的说法，令民众条件反射式地触发对这种现状的忧虑，生出对这种政策应对的戒心与忧心。

　　不公之二，交通管理部门责任未尽。

　　博主“张超律师”指出，政府如果要以收费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那就要证明已经穷尽了应当履责并力所能及的种种努力，比如道路已经扩建得足够宽了，公共交通已经足够发达了，城市交通规划已经足够合理了，路权分配已经足够公正了。只有这些方面都穷尽了努力，收费才有了正当性。基于收费是向公民重复征税，所以，这只能是改善城市拥挤最后的手段。

　　不公之三，公务车不裁减，百姓让路当权者。

　　有网友为广州征收拥堵费制定了“细则”，其中“规定”：“公务车、军警车、特勤车不在此列。”讥讽凸显“公务车”在开征拥堵费问题上的尴尬处境。
　　新华网评论明确提出“拥堵费必须以成功的公车改革作为前提”。文章说，“征收拥堵费，必然要涉及到一个公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车与私车的公平。如果只针对私车征收，显然说不过去。可是，如果公车缴纳的拥堵费，全部都由纳税人埋单，拥堵费对公车没有任何遏制力，同样不会公平。专家们在介绍新加坡、伦敦等征收拥堵费的城市经验时，往往忽略了人家在公车制度上与我们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