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1996年拍摄的照片显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保罗·萨缪尔森(左)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起。 新华社/法新

    他是美国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评价他时说“在提升经济学家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上，他的贡献要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他事实上以简单语言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相当部分”，他就是保罗·萨缪尔森。
　　13日，这位美国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辞世，享年94岁。他的理论和著作影响了几代人，不少人在惋惜之余称他为时代的伟人、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

　　改变了他所接触的一切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他被人们称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美联社在总结萨缪尔森一生主要成就时说：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在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
　　在1932年萨缪尔森刚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数字当时并没有加入到经济学科当中。
　　1936年，出任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其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经济学从此重新焕发了生机。在这部作品的影响下，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萨缪尔森的哈佛导师阿尔文·汉森就是其中之一。
　　在导师的指引下，萨缪尔森纵观了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补充。汉森和萨缪尔森后来都成了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其导师大得多。萨缪尔森在哈佛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获得了哈佛大学威尔斯奖，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分析基础》为萨缪尔森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58年，他与索洛和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总统时悲观地宣布：“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就在此时，萨缪尔森帮了肯尼迪大忙，他为肯尼迪出谋划策。肯尼迪最终采纳了萨缪尔森的建议，实行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政策，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生产和就业。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萨缪尔森不仅成为了白宫中不可缺少的高参，同时也使得肯尼迪成为了美国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
　　《经济学》是萨缪尔森发表的最有影响的巨著，这本书1948年一出版即告脱销，不久后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我当年在复旦图书馆读经济类的书，第一本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一版《经济学》中文版刚问世时，青年学生差不多人手一册”。至今，很多人进入大学一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最先接触的仍旧是萨谬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而当进入高层次经济理论研究时，萨谬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就会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指导。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量经济学，人们总是能感受到一个无所不通的萨谬尔森，并从他的著作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保罗·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所接触的一切”，这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对萨缪尔森的最后评语。

　　经济学恰好适合他

　　“从一种角度上来看，我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这是萨缪尔森对自己的调侃。
　　1932年1月2日，早晨8点，高中毕业后的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了芝加哥大学的讲堂。从那时起，按照萨缪尔森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又‘再生’了一次。”
　　改变萨缪尔森一生的讲座的主题就是“马尔萨斯的理论”。萨缪尔森曾在发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感言时表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芝加哥大学那个时候是旧式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然而年轻的萨缪尔森当时并无此学派概念，他选择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芝加哥大学离高中和家乡很近。在评价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时，萨缪尔森说“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1935到1940年，萨缪尔森求学于哈佛，194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就读期间，他先后师从约瑟夫·熊彼特、华西里·列昂惕夫、哥特弗里德·哈伯勒和有“美国的凯恩斯”之称的阿尔文·汉森研究经济学。
　　这时，机缘垂青了萨缪尔森。在哈佛读书的他赶上了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他与当时的一批哈佛研究生共同推动了这一潮流，并造就了哈佛。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世界经济学耀眼的明星。
　　不过，好运气仅仅是一方面，一个“有益的现实”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理性的萨缪尔森所说的“经济学正好适合我”。当时的现实是，经济学科在理论和统计上都进入了一个数学化的阶段，这对于萨缪尔森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这正是他的专长。萨缪尔森曾说：“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够让可能的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

　　并非了无遗憾

　　作为个人，萨缪尔森著作等身，儿孙满堂，桃李天下，寿终正寝，他的人生谢幕，称得上一位经济学人近一个世纪华章的完美结局。在萨缪尔森看来，世人认为艰苦枯燥的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他年轻时代就抱定的信念——学者是为自尊而奋斗，它源于人类探求客观真理的永恒动力。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
　　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曾写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有人评价他的“憎恶不平等”是一种幼稚不堪的愤青思想，而他的“憎恶”恰恰表明在他的人生哲学中。
　　晚年的萨缪尔森质疑全球化并非使人人都受益，“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忍受全球化后果之苦的人。我们可以用税收制度的力量，把像我这样的富人的钱再分配给不富裕的人。这几乎不会阻止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这位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也并非了无遗憾。过去的两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受到巨大挑战。繁多的议题与疑问萦绕在萨缪尔森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目前，经济学家尚未对什么才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找出答案。信奉市场均衡理论与相信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仍在激烈交锋。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灵感源泉。经过几十年的“大稳健”，最近的“大衰退”对经济学理论再次形成巨震。在求解未来危机防范的高难方程当中，世界期待着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