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曼破产为标志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整整一周年。在这一年中，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但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
　　在迈入“重振增长”通道的后危机时代，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一阶段的关键是，把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这个转换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是“二次探底”，还是顺利步入再次高速增长的坦途。

　　十个月紧急应对：中国一揽子计划初见成效

　　自去年四季度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央加大了政府公共投资力度。2009年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57亿元，用于加快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汶川灾后重建等方面。
　　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消费需求的支持力度。拿出巨额财政补贴鼓励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积极扩大住房、汽车、农村消费信贷市场，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减轻居民医疗负担，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低保水平。一项项力度空前的举措，成为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利器。
　　经过仅仅不到十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一揽子政策成效显著。“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计划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年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说。
　　虽然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依旧保持了相对较高增速，但专家认为，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资的复苏模式已经到了调整的时候，体制改革应向引导市场需求方向调整。
　　“从大背景看，从去年11月开始的第一轮经济刺激措施及时启动了经济复苏步伐，下一阶段的关键，还是要把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这个转换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巴曙松说。
　　巴曙松认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放松准入的管制，放开对民间资本在一些领域上的限制，由企业接过经济继续增长动力的第二棒。可以考虑将社会投资引入审批门槛高、但依然有巨大增长空间的行业，比如基础设施、基础行业和一些重要的服务业(移动通信、医疗保健、金融业等)。可以预计放松相关行业准入限制的一系列规定会逐步出台。
　　“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宽松的流动性直接拉动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为2009年GDP的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政府主导的刺激政策的主要后患在于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后续动力不足，从而政策效果局限于短期，难以持续。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是出台放眼中长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弱化政府在经济拉动中的作用，为私人部门(包括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发展提供相应的鼓励和保护，从根本上增强经济活力。”太平洋证券的研究报告称。
　　“后危机时代，结构调整应该凸显‘国退民进’特色，其中如何更加强化民营经济的力量应成为重要内容。未来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把目前的大国企做好、做强，做强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降低国有股占比等方式，提升现有企业的竞争力。”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

　　“后危机”时代：应从外需主导转为内需主导

　　除了引导市场需求的体制改革外，在宏观经济层面考虑，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必须开始从由外需主导的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转换。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主席史蒂芬·罗奇表示，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中，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这驾马车在拉动，而非消费拉动。中国刺激经济发展的举措成效明显，但是中国也需要通过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变得更均衡。如果中国真正实现了从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变，将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三驾马车同时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更具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也印证了内需主导型转换的必要性。上半年GDP增长7.1%，其中投资贡献了6.2个百分点，消费贡献了3.8个百分点，出口负拉动2.9个百分点。
　　“随着外贸依存度的增加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产业链条低端化、资源过度消耗、增长难以持续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来看，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才是稳定且可持续的，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仅是加剧了我们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需要。”太平洋证券分析师周明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