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希腊，似乎成了欧洲的孤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但希腊的遭遇，是否就是普通希腊人的过错，他们是否必须承担相关责任？这或许应该厘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认为，希腊人其实并不懒惰，“相反，他们的工作时间几乎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都长，尤其是比德国人要长许多。希腊的福利体系也不像某些保守派声称的那样已经失去控制。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衡量福利国家规模的标准，而希腊的这一比例要大大低于瑞典、德国等国”。
克鲁格曼指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对目前的债务危机，普通希腊人并不是最大的责任方，那谁应担负更大的责任？
在不少希腊人看来，希腊目前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精英之错，尤其是商人的狡诈、政客的无能。笔者常驻希腊的同事，在一次报道中就颇有感慨地引用了一位希腊人的抱怨：希腊积弊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希腊官员腐败严重，管理尤其不善，中饱私囊、挥霍浪费屡见不鲜，任人唯亲、尸位素餐更是家常便饭。
这种指责，其实在许多西方媒体报道中亦可见一斑：希腊的公务员是最安逸的，通常早上八九点上班，下午两三点即下班，一年14个月甚至更多的工资，但办事效率低下，营商环境糟糕……
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严厉批评过的逃税问题上“希腊特征”就非常明显。据希腊经济学家最近披露的一项研究成果，在2009年，希腊有约280亿欧元的收入被隐瞒。如果按40%的税率征税，这相当于112亿欧元，接近希腊预算赤字的近三分之一。
按理说，拮据的希腊政府正好采取严厉措施将这些偷漏税缴纳国库。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政府犹豫再三，迟迟不动，原因就在于逃税最多的职业中，医生和工程师排名居前，而在希腊议会中，很多代表就属于这类精英。怎么指望这些利益集团去损害自身利益呢？
这种矛盾，也正说明了希腊改革的艰难。普通希腊人难免义愤填膺：他们成了改革的最大牺牲品。在政府采取连番紧缩政策下，他们收入普遍降低，很多人失去工作，而且他们还必须面对养老金缩水等一系列严酷事实。不少希腊人就讥讽说：改革是必要的，但政府更应去查查腐败分子、明星巨富的账户，而不应打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小老百姓的主意。但在精英掌握政策制定权的背景下，让既得利益者拿自己开刀，又谈何容易？如果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弥合，希腊债务危机就很难彻底解决，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未尝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