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高层官员日前指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就业总量压力继续加大，另一方面是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笔者认为，中国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过程中，除努力扩大就业机会总量外，还应努力探索中国式的缓解结构性失业之路。
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工商企业如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当然不是轻松话题。但是，几年前就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如今似有更严重之势。有论者认为，在“中国什么资源都缺，就是不缺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居然会出现“用工荒”，是十足的荒谬。看似荒谬，而实际上一方面社会有大量职业空缺，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在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结构性失业”，是指就业岗位提供的薪给水平、要求的技能、分布的地域等条件，与求职者期望或具备的条件有较大的结构性差异，从而导致很多人不能就业。
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体制能让社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无需政府干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问世后，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促进就业。但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只承认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潜在增长水平而形成的失业才是失业，即使存在结构性失业，也算实现充分就业了。因此并没有从理论或政策方面进一步探讨结构性失业问题。从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多是利用产业转移的方式，致力于发展更赚钱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创造更多既体面又能挣高薪的就业机会，而把缝衬衣、织袜子，乃至造汽车、造轮船这种劳动辛苦而工资不高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那些扫大街、掏厕所之类更辛苦，工资更低的工作岗位，则多是让新移民去干。
中国的人口庞大，衣食住行所需不可能依赖进口，更不可能大规模引进移民从事艰苦低薪的职业，因此必须保留足够规模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这些行业注定比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利润低，工作环境差，薪给、福利水平也低，越来越难以吸引“80后”、“90后”的求职者。如果消极地让市场机制消化、磨合这种结构性矛盾，要待以较长时日，令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付出很大代价。
如何以积极态度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笔者认为，不能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出现成答案。中国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具备极大的动员能力，靠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结合，在解决结构性失业方面，应能探索出一条比西方国家更快捷的路。有论者提出，政府应该加强职业培训，让劳动者提高技能，适应更高薪酬的就业岗位。这不失为良策，但不是根本之策。因为，中国不可能把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都转移出去。依笔者之见，政府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努力，首先应该是改善从事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让其有钱可赚。这类企业是提供城镇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也是“用工荒”的主要承受对象。如果这些企业能多赚钱，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下，自然会提高员工待遇，增强对求职者吸引力。其次，政府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事业。以外来农民工为主体的小微企业员工，除货币工资较低外，往往难以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改善小微企业外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将是提高这类企业就业岗位吸引力的重要途径。至于如何改善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完善这些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是当前的热门话题，需要各方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