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从中央高层传出的要求，还是学界和媒体舆论的呼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都应该是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也有人将其称为“主线”。不论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各地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决策者，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积极参与其中，才能掌握主动，否则要被时代淘汰。
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系统诠释转方式、调结构的定义，应该是近几年的事。但是，不论是中央高层，还是经济理论界提出这一思路，乃至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措施，却是由来已久了。例如，党的十三大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2003年，中央领导人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在转方式、调结构方面还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进展。笔者认为，这主要是老方式、旧结构得以产生，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讥讽，亚洲的经济(实际上也包括中国)奇迹是靠流汗得来的，而不是靠灵感。此话不无道理，但不全面。过往30年间，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廉价的经济资源投入：低工资的农民加入了工业劳动大军；在只付出很低，甚至零成本情况下，工业建设用地的开辟；在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下，加速开采国内矿产，同时大量进口当时还算便宜的石油、铁矿石。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时机，将引进的先进制造、管理以及营销技术与廉价经济资源相结合，令中国生产能力获得奇迹般的提高。
在现代商品生产条件下，增加产量还不是多大的难题，更大的难题是生产出的那么多产品如何完成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在金本位结束，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情况下，中国所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市场顺利实现，出口增长速度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在市场经济中，很难要求理性经济人根据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利益做出抉择。有廉价资源，有销路，当然要选择尽量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如今，支撑中国经济以往那种靠高投入，外延式快速增长的廉价资源时代一去不返了。从统计数字看，中国还有几亿农业劳动人口，但考虑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所形成的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大规模的廉价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或将结束，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为维持庞大生产规模所需的石油、铁矿石等矿产资源的对外依赖程度已过半数，在中国不能取得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的情况，再也不能得到廉价矿产的供应了；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划定后，廉价，甚至无偿占耕地盖工厂的便宜事恐怕不会有了。从市场环境看，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西方经济将进入一个较长的调整期，海外需求即使不全面退缩，也难有快速增长了。形势比人强，在这种新的客观环境下，可以预期，各地、各经济实体为自身利益计，该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转方式、调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