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次欧盟峰会取得初步成果，但是短时期内欧洲经济难以好转，困扰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困局还将继续发酵。世界经济今后若干年只能勉强维持低速增长且时有波动，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在明年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也势必纳入国内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之内。
这样的预判是基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特别是今年，世界经济所呈现的种种特征得出的。其一，世界经济延续“南高北低”双速增长态势，经济失衡依旧严重，且复苏乏力的发达经济体已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其二，主要经济体在走出“二战以来最黑暗时期”后，利益诉求加速分化，导致政策协调、秩序重建的意愿逐渐削弱；其三，美欧在处理债务危机时几近山穷水尽，最后只能将货币化手段当作终极手段。
上述特征构成了一个对各国而言都称得上步步惊心的外部环境：主要经济体之间形成政策对冲，主要国际货币汇价异常波动，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借尸还魂，国际游资卷土重来，一系列不稳定不确定、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威胁的因素相继浮出水面。
正因如此，国际机构先后预警并调降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主要发达经济体重新跌入衰退风险增大，联合国则称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势头明显放缓，明年将是继续低速增长或是重新陷入衰退的关键一年。
外部环境的风吹草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理性而准确的研判，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国内政策进行有轻有重、有缓有急的调整，同时还要更好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秩序重建，主动确立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大力提高应对国际复杂局面能力，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向着于我有力的方向前进。
从紧迫性看，欧债危机还要持续多久、恶化到什么程度，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目前难下定论，但未雨绸缪地为中国经济多建几道“防火墙”已成当务之急。值得一提的是，眼下欧债危机仍在恶化，造成欧洲信贷紧缩正向全球蔓延，已为全球信贷资源再次枯竭敲响了警钟。
从重要性看，中美关系无疑仍是重中之重。在景气欠佳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美若能同舟共济、深化合作，充分发挥贸易、投资、地方合作等方面潜力，自然“双赢”可期，但从历史上看，美国选战总会“节外生枝”，因此还需时常敦促美方抵制保护主义和防范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
此外，还应进一步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强经贸合作，从而缓冲或降低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然，尽管世界经济危机四伏，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但对中国经济总体来说，未来数年仍是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毕竟，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新兴市场处于上升期，从长远计，均有利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应对上，还是应当以我为主，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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