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金秋收获季节。继夏粮丰收后，秋粮丰收也已成定局。但是，农业部官员认为，由成本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仍将存在。这将意味着，食品价格占较大权数的消费价格指数仍会上涨。笔者认为，应对这种通胀，各地政府应把更多精力用在提高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上，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为控制通胀，采取的货币政策手段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不仅很多中小企业已经感受到银根收紧的政策威力，笔者相信，现在一些大企业、大项目也能感同身受了。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效果未臻理想。这是因为，食品价格的上涨，主要不是因货币供应过多，刺激有效需求激增引起的。去建筑工地，看看农民工的盘中餐，就能知道对鸡蛋、猪肉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在不算旺盛。
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不仅仅是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工资成本也明显上升。现在很多从事商品化生产的农户都要雇人播种、收获。有信息显示，摘一天棉花的工资已经达到80元至150元了。考虑到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中国农业的耕作环境，刘易斯拐点，即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干净，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应该说已经到来了。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必将继续走高，因农业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形成的成本推进型通胀会持续较长时期。很多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都经历了这种工资和物价交替上升的长期过程。食品价格催动的通胀能使农民受益。统计显示，去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速多年来首次超城镇居民，这有利于扩大农民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因此，中国不能，也不应靠压低农民收入，维持物价水平。实际上，农业部已经表示，政策目标是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对于城市中高收入居民来说，紧缩的货币政策恐怕并不能明显压制他们对粮、油、肉、蛋的需求，从而压低物价。但这种政策能抑制住房需求。由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较低，猪肉、鸡蛋贵一点儿，对其生活质量影响不大，只要能减轻些还房贷的负担，他们应该能接受更贵一点儿的猪肉和鸡蛋的。
受这种通胀之苦最深的是城市低收入阶层。各地政府应对通胀的措施中，应该将提高这些人的收入放在首位，让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能高于食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各地政府已纷纷调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大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才可能普遍提高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只有靠各级政府的强力介入，才能冲破这种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