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具有传奇色彩的鲁宾辞去美国财长职位前夕，他当时的下属、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时兴起，作为告别礼给他归纳总结出所谓“鲁宾主义”的经济理论。该理论的其中一个要点，大致意思是：借债人要对他们所借债务负责，债主也要为能否收回出借资金承担责任。
十余年后，腼腆的盖特纳坐上了鲁宾当年的职位，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均断然否认美国有违约之虞。但他十年前归纳的这个理论，以及美国主权信用破天荒被降级的事件，却应提醒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债权人：现实很残酷，债主很凶险，万一美国债务难以为继，中国责任岂容推卸？
这其实已有苗头。比如，在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一些美国右翼人士就主张：危机之所以爆发，国际经济失衡是主因，而中国的贸易盈余、高储蓄率以及对美国的大量借债，则加剧了美国的问题。在此次美债纠纷中，一些美国政客更叫嚣：既然是中国的钱，那就没必要还。
借债借出了祸害，中国如果有一天“被自愿”地卷入美国的债务危机，损失可比现在深陷希腊危机的私人债权方严峻得多。毕竟，中国光美国国债就有1.1万多亿美元、美国机构债3000多亿美元。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现实却是：强势的借债人有耍赖的迹象，而且还理直气壮。那么，债主该怎么办？处于被动局面的中国，当前主要有三种选择。
对策一，努力要债，收回本金。可惜，在实践中，此举很不现实。借出的债，如同泼出去的水，尤其是考虑到债是借给了世界最强势的美国。美国之所以目前还能按时还钱，那是希望能维持信用，借入更多的钱。如果有一天，中国说债务必须清算，本金必须归还，美国能同意吗？会否图穷匕见？
对策二，继续放债，求得心安。这其实正是中国目前的做法，既然两国“风雨同舟”，美国破产，中国也受难，那就继续再对美国放债。美国高兴，中国决策层也省心。但这种做法显然漠视现实，并给后人留下巨大隐患。如上所述，美国债务越堆越高，总有一天难以为继。一旦出问题，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的中国，损失将是惊人。
对策三，缓购债，多元化，降风险。继续大举购债不智，想收回本金也难如登天。唯一的可能，就是采取“中间办法”，美债仍要买，但尽量少买；多元化必行，步伐要加快。只有这样，方能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也不至于因此和美国彻底闹翻，导致更大损失。
“中间办法”能否成功，其实考验中国的三项能力：
一是考验中国的投资能力。即在多元化方面，能否购买到真正的优质资产，能否确保外汇储备安全并增值，如果购来的都是垃圾资产，那还不如美国国债保险。二是考验中国刺激内需的能力。要改变这种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就必须有真正有效的措施刺激内需，同时加快金融改革，避免赚钱为美国做嫁衣。三是考验中国的外交能力。中国拥有庞大美国国债，这是中国的负累，但也是美国的弱点。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能否将之化为中国的筹码，而不总是成为被美国要挟的对象。
当然，多元化无疑是一条坎坷路，需耗费精力，承担风险，甚至当事者还可能因此面临误会、付出沉重代价，但为整个国家利益计，这条路总需要走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