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一再警告，当前希腊救援方案让希腊有违约之虞，后果很严重，但德国人仍固执己见，执意要求私人债权方“自愿”参与救援希腊，即在未来3年，这些私人债权人将出资500亿欧元。德国的坚持，其实正牵涉了欧债危机背后的道德风险，希腊是道德囚徒，德国则成了维持纪律的道德警察。
之所以有道德风险，就是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希腊债务危机是咎由自取，可以由市场来调节，只不过结果会是希腊经济一落千丈，民众生活大幅倒退，债权人血本无归。但市场秩序，最终会在痛苦的折磨中恢复。
政府出手干预市场，就必然带来市场道德风险。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救援会使肇事者免于市场惩罚，它们在以后可能犯类似甚至更糟糕的错误，引发更严重的危机。换言之，道德的底线一旦突破，更不道德的事情将难以避免。
对像希腊这样的主权国家的救援，按照美国前财长鲁宾的理论，则可能存在双重道德风险。一种是与被救助国家有关的，另一种与私人债权方有关。
从实践上看，第一种道德风险，相对较小。因为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其领导人通常会为金融决策错误付出高昂代价；而在最后一刻得到拯救免于毁灭的羞辱，也将促使这个国家痛定思痛，某种程度上改变冒险政策。
但第二种道德风险，却着实不小。如果私人债权方免于损失，它们就无法吸取教训，就可能在以后的投资活动中，追求更高收益而不顾风险，从而破坏市场体系的纪律。更何况，外部的巨额救助资金，也是其他国家纳税人的钱财，这些血汗钱去救助了别国的资本家(私人债权方背后基本都是资本家)，这显然有违民意，严重时，更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华尔街，避免金融灾难进一步扩散。但在普通民众受危机之苦时，政府还拿纳税人钱去救助危机始作俑者的华尔街，尤其是随后曝出的接受救助的AIG巨额奖金事件，使美国民怨沸腾，批评声浪几乎将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和继任的奥巴马吞没，财长盖特纳甚至一度被要求下台走人。
救本国资本家如此，更别提救别国的资本家。在第一轮对希腊的救援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由于“过于慷慨”在本国受到严厉指责，党内位置几乎不保。因此，在第二轮救援中，默克尔立场凛然不动：作为最大出资方，德国救助希腊可以；但私人债权方也责无旁贷，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相形之下，来回奔波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则态度暧昧，因为希腊的私人债权方，很多是法国金融企业。德国是欧盟第一大国，救援资金的主要来源。救援希腊，其实就等于间接拿德国钱填充法国人腰包，何乐而不为？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目前的救援方案，主要按德国的主张制定。
如果说美国救助华尔街，触犯了道德风险，引起了华盛顿的政治麻烦；德国现在则以果断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尽可能地避免了本国的政治风险。但这并不等于说，强拉私人债权方上阵，就不存在新的风险。
就希腊而言，私人债权方“自愿”参与救援，其实就等同于陷入“选择性违约”，这有可能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在金融动荡中，信心是第一位的，希腊如果无法赢取投资者的信心，将可能长期陷入经济泥沼。
就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希腊最终“选择性违约”，是欧债危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势必促使外界怀疑：其他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会否会步希腊后尘。处理不慎，这些国家信用评级会下降，融资难度增大，从而使得欧债问题愈演愈烈。
从资金量上推算，私人债权方“自愿”参与救援希腊，为欧元区国家省了500亿欧元的救援资金；但如果债务危机发展成全面的信心危机，欧元区届时则可能不得不付出5000亿欧元乃至更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市场道德的风险和定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