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轮菜贱伤农现象在各地屡有报道。从表面上看，气候的好转，菜地的扩大，产量的丰收，是此轮菜价下降的直接原因；进一步分析，销售渠道的狭窄，中间环节的增加，物流成本的提高，也在“倒逼”菜价的下降。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性的原因。
　　30多年来，政府和企业纷纷加入到农村改革的进程中，减税让利、新农合、“菜篮子工程”、“公司+农户”、“农超对接”等，让农民享受到了政策与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喜悦与满足。但是，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始终让农民很难取得价格话语权。这些年的“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现象，就是农民在定价权上的弱势地位的极端体现。我们一直在呼吁加快农村改革进程，加大城市反哺农村力度，但是，许多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定价权的改革模式，都未能在实践中很好地加以推开。
　　比如，农村的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国外农村自发形成的各种专业协会，普遍实行公司化运作，全力包揽农产品的信息搜集、生产协调和产品营销，下对农民，上对政府，内对生产，外对市场，农民作为个体的弱势在其间已不复存在。这一种形式，对我国那些种养专业村、品牌产品和特色区域其实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可以很好地保护农民，让一家一户的作业方式汇成强大的力量。
　　又比如，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向种田、种菜能手集中，以规模效益抵御分散经营的风险，应该是一种很好地抵抗市场波动的形式。但是，各地农民在操作上普遍缺乏一套科学规范、合乎社情民情的程序和标准；甚至在土地转让、乡村城市化方面，也因为现实缺少完善且强有力的征地补偿体系，而不敢轻易让出维系自己生命的一亩三分地。其结果就是土地的粗放经营，高投入低产出，高风险低效益。
　　再比如，种类齐全、保障有力的农业保险。因自然灾害频繁、价格波动大，保险公司多不愿在农村拓展业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果拥有保险这种避险工具，农民就可以更好地分配自己的各项投入，提高经营信心，进而增强定价底气。上海去年推出了“冬淡青菜成本价格保险”产品，在国内率先建立财政支持体系下的绿叶菜成本价格保护体系，就很好地保护了农民的定价权，统筹兼顾了市民和菜农的利益。
　　这些工作，仅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显然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各级政府的参与、引导和扶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要大力倾斜，在资金和人力资源上也要倾力相助。上海的农业保险覆盖率之所以全国第一，与此不无关系。我们一再强调反哺农业，其实并不是把工厂建到农村、把超市通到田间就算完事，对农民的发展，也不是喊句口号、提个想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