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中，第一条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在当前语境下，中国的宏观调控一方面是指政府根据GDP、就业、物价等动态总体经济指标，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总量，求得短期的平衡，也可以称为“景气调节”；另一方面是指从长期目标出发，利用上述手段，优化经济结构。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形成严重冲击，中国采取了应急的宏观措施，以保民生、保稳定；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令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调整更显急迫。宏观调控的短期总量调节目标与长期结构调整目标之间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于是，宏观调控遇到了“两难”的极为复杂的局面。
笔者认为，结构调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谋定而动后就要坚决执行，毫不动摇。而针对短期动态指标进行的总量调节，更多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因此，如果遇到“两难”局面，多些淡定，“一静”比“一动”的效果或许更好。
自亚当·斯密提出“无形之手”的论断后，150多年来，几代西方经济学家努力证明，在满足一定假设条件下，市场机制自身的力量能够让社会经济实现一般均衡。既然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怎么调节市场，而是如何满足实现一般均衡的假设条件，尽量让市场力量去促进产销的均衡。当发生“蒜你狠”时，只要不要求原来种葱的农民改种大蒜，不要求原来吃“蒜香排骨”的人改吃“糖醋排骨”，蒜价应该能很快恢复到市场均衡状态。
当然，经济学家们也证明，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实现一般均衡的假设条件，所以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干预。但历史也证明，政府的各种干预政策措施往往有利有弊，并不能完全将经济引向最佳的均衡状态。因此，在没有发生像国际金融危机这种极端情况下，面对经济运行的正常波动，政府“无为而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例如，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不断调控经济，赢得20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但也种下上世纪70年代“滞涨”的种子。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主政时期，实行相对而言的“无为而治”政策，美国经济得以走出“滞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在中国，实现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生产者、消费者能对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未来宏观环境有稳定的预期，这样才能理性安排生产和消费。尽管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但来年世界经济还是有望继续恢复增长。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中的中国经济本身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目前虽然面临以食品价格为主的通胀压力，但正如《人民日报》的报道所说，多种因素决定了不会出现全面通胀“无需过度担忧”。在不出现意外事件情况下，中国经济有望遇到一个平稳健康运行的环境，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要更多强调稳健、审慎，给生产者、消费者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