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货币政策调整期待“精细化操作”
明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安排明年的经济工作当然要依据“十二五”规划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怎样进行，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十一五”期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实施了正确而有力的宏观调控，整体经济有惊无险，取得了在当今世界上难能可贵的发展成就。在这些调控行动中，中国主要采用了市场经济手段，尽可能避免了行政手段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硬伤。可以想见，在“十二五”期间，随着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更臻于成熟，对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不仅仅要更加纯熟地掌握、运用各种市场机制下的政策工具，更要学会市场机制下的思维方式。
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而且是在强烈的“赶超”意识驱动下的计划经济，不足2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难以完全清除经济管理部门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是实行的苏联式、以主要物质部门产品产量为主要指标的计划经济体系。比如，为了“超英赶美”，要在某某年生产多少吨钢，然后根据钢产量目标定出应该生产多少吨煤、多少吨粮、棉的指标。按照“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学教科书，国家设定的这些指标都具有法律效力。许多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中国经济管理干部，更是往往将这些计划指标当作“几点几分拿下某某山头”的作战命令，不遗余力“保证完成任务！”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计划不再那么强调具体的“钢、煤、粮、棉”四大产量指标了(关于粮食总产量指标还是应该十分关注的)，而是引入了以“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计算的GNP、GDP指标，并动员国人为这些指标翻几番而奋斗。这在一定程度上神圣化了这些指标，使之成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依据。即使在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后，GDP、CPI等量化的总体经济指标也依然是政府经济工作所围绕的中心，不时听到“严防死守”、“保几争几”之类的口号。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了，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不再是在哪些指标上赶上谁，超过谁，而是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这当然还要继续增加社会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产出水平，也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事实上，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竞争、技术创新，乃至人口增长等因素推动，再生产过程通常都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总是要有一定增长的。至于总体增长多少，各个部门增长多少，才能最大限度顺应人们过更好日子的愿望，实在是很难事先谋划的。这种事只能交给市场，政府不必过多操心。
政府应该操心的是如何促进扩大再生产的过程顺利实现，或者说实现市场均衡。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有充分的自由竞争，市场自身的力量可以让市场供需实现一般均衡。现代经济学则认为，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出手进行宏观调控，让市场实现均衡。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目的也应该在于此，即中央建议中所指出的，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等，而不应该是“严防死守”几个人为制订的经济指标。
有心的观察者指出，在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指标。笔者认为，这确实大有深意。政府相关部门在调控经济运行过程中，确实不能拘泥于几个硬性指标，而是要顺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随时修订对各类指标的期望值，努力促进实现市场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