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实现这个目标，当然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全体国人做出多方面的努力。笔者认为，全会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当前情况下普遍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一环，而这项工作主要靠各地政府推动。
　　中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到目前为止，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只有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才可能实现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实际生活水平进行了不懈努力。最开始是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土地承包，开放农产品自由贸易，从而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又实行了取消农业税、降低农民负担并补贴部分农业生产，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资助“村村通”工程、推进“新农合”制度等各项政策措施；最近，政府又动用财政补贴家电和机电产品下乡。这些努力都取得明显效果。30多年来，中国农民绝对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确有明显提高，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一度缩小了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但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像现代工商业那样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农民就难以像城市的工商企业从业人员那样，靠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自己的收入。此外，由于散居在自然村落中，农民也很难享受城市的现代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及商业服务设施。
　　今后，中国要提高农民收入，还要继续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不断提高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补贴。实际上，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也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提供大量补贴。但在一半多人口是农村人口的中国，怎么补贴也是“僧多粥少”，补不过来。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之路是让更多农民进城镇安家立业，真正当城里人。一方面，进城的农民从事生产效率更高的现代工商业，有可能更快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在补贴总量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留在农村的农民得到的人均补贴也能有较多增加。
　　从国际经验看，城市化过程通常是随着工业化进程自然进行的。但在中国，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化的土地制度，扭曲、制约着城镇化进程。农民虽然可以自由进城在现代工商企业打工，但几乎无缘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因而很难真正在城里安家。要改变这种状况，主要靠政策的调整，而不是农民自己的努力。
　　实际上，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探讨如何改革户籍和土地流转制度，很多地方政府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改革之路。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后，人们可以期待，“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将有明显的实质性推进。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有让更多农民进城，并让他们真正在城里安家立业，能够享受现代城市中的各种服务设施，才能顺应几亿农民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