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金融业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各地建立金融中心的呼声不绝于耳，业内有关金融需要加快创新的呐喊也声震屋瓦。邓小平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间，金融业如何跟进，乃至发挥引导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中一个内容应该是对中国的金融创新要有一个新思路。
　　1986年，国际清算银行组织十国集团央行的高层人士提交的一份名为《近期国际银行业的创新》(R ecentInnovations inInternational Banking)的研究报告认为，广义的金融创新包括两种现象：一种是利率与汇率的远期合约、期货、掉期、期权等新金融工具的出现；另一种是各种金融中介渠道重要性的深刻变化，这主要包括证券化、表外项目重要性的提高和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推进。研究报告认为，由于汇率和利率的急剧动荡和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创新应运而生，其目的是为分散汇率和利率波动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2006年，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指出，金融创新是指商业银行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在战略决策、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人员准备、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等方面开展的各项新活动。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其所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参照这个指引执行。银监会对金融创新的理解显然比20年前国际清算银行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尤其可圈可点的是，金融创新是“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句话。
　　按国际清算银行报告说法，西方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80年代后急剧发展，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美国银行业。回顾自那时以来美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美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出现之初可能仅仅是银行业为适应利率、汇率变动等银行业自身业务环境变化的需要。但这些创新能够站住脚，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银行业适应了美国和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凭借在西方世界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出口能力和黄金储备，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得了等同黄金的世界货币地位。随着欧洲、日本以及后来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工业的兴起，美国不断收缩工业制造业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商品贸易逆差，1982年美国开始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此后，逆差连年不断，大量美元流出国外，形成被称为欧洲美元的巨额游资。如果各国银行仅仅把这些印有美国历届总统头像及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签名的纸币存在自己的金库里，只是储存了一大笔美国《货币银行学》教科书所说的“虽然印制精美，并由法律赋予充分法偿能力，但仍只不过是对联邦储备银行的债权”，也就是既换不回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也不能用官价换来黄金的“白条”。
　　美国只有为这些游资找到能回流到美国，并取得收益的出路，才能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让各国继续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换取美国的“白条”。而吸引游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局设赌。华尔街的精英们于是设计出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其中很多产品在美国国内是被禁止交易的。美国金融机构为客户操办的衍生品交易规模也越来越大，远远超越实体经济交易中规避风险的需要。说穿了，这些金融创新活动就是美国银行业为适应美国经济发展需要，为各国游资开设的一个“大赌场”。
　　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在开展金融创新，发展衍生品交易方面与美国银行业一致的地方是为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对于还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情况和美国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所需要的金融创新肯定也与美国有很大不同，要有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