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有关部门正加紧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各地政府也积极谋划当地的“十二五规划”。人们普遍认为，“转变发展方式”应该是“十二五”的主题，但有论者担心，“一个增长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这个问题不解决……‘转方式’，恐难以达到预想目标。”笔者认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讨如何对待GDP及其增长速度问题。
　　在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统计公报中，用以反映每年我国整体经济产出规模的指标，在1982年以前是工农业总产值；1982年起改为社会总产值，增加了交通运输及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产值；1987年起改用国民生产总值(GNP)；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采用现行的GDP指标。
　　名家们编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对GDP(GrossDomesticproduct)这个术语的解释不尽一致；笔者觉得可以将其理解为，按市场价格计算出来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所有常住单位，在单位时间内所产出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GDP比其它指标更能科学准确地反映一个经济体的总体经济规模及其发展变化情况。至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社会生产总值、GNP等，也都是反映总体经济规模的指标，只是统计口径有所不同，在经济结构不出现重大变化情况下，利用经验数据也应该能大致地互相换算。
　　对中国而言，GDP指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据《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听东道主介绍了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1979年10月，小平同志会见应邀访华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有关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的问题时说：“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我们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也就是20年翻两番，……我想把这种状态叫‘小康’，那时中国人民就可以吃饱穿暖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
　　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内野达郎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说，“过去30多年，政府制订的经济计划有11个之多，多数是国民还未了解是什么内容的时候便销声匿迹了。对国民来说，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当年听到小平同志和中央关于“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中国人，振奋程度绝不亚于当年日本国民对收入倍增计划的反应。从那以后，实现经济总产出规模翻两番成为几十年来从上至中央政府高层、下至普通工人、农民孜孜以求的目标。没有这种追求，可能现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增长主义的幽灵”了，而是多少亿活生生的，不得温饱的饥民了。
　　可以告慰小平同志在天之灵的是，在世纪之交以前，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近十多年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又有新的长足进展，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享受温饱有余的生活了。但是把今天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那个巨大分母后，还不足世界人均值的半数。恐怕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服10多亿中国人永远接受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半数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生活吧。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期间里，中国还必须继续扩大总的经济产出规模，保持GDP的增长速度，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