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后，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经济总量运行情况，随时对之进行调节与控制，当然这种调控按照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动，有时动作大些，有时只是微调。靠这种不断的调控使中国经济能够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中，保持了在世界各经济体中独树一帜的稳定增长势头。在学界，有关于中国政府到底进行了几次宏观调控之争。这是因为学界对宏观调控概念的理解不同。实际上，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是不同的概念，应该没有什么第几次之分，而是无日无之。
　　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这些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成就斐然，在调控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被调控对象因自己的利益取向与调控目标不同，而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令调控效果在博弈中大打折扣；有时甚至出现为落实宏观调控目标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关停并转”，令个别地区的经济增长或企业的发展遭受硬伤。由此说明，我们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调控手段还未臻成熟。
　　毋庸讳言，中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参考、借鉴比中国先行了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建立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很长一段自由市场体制后，在爆发新的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又出现新的飞跃，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对付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威胁，熨平周期性的经济起伏。上世纪70年代以后，“滞涨”成为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后，经过激烈的论争和探索，才逐步形成现在普遍推行的既要对付衰退，又要防止通胀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有共通之处，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能在中国发挥一定作用。但中国毕竟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人均财富占有量还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历了几百年积贫积弱，基本生活资料都十分匮乏的中国人，终于摆脱了体制的束缚，每个人都能以平等的理性经济人身份参与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发展本地、本企业的生产，追求更多的财富，即使在整体过热的情况下，任何调控也难以压抑个别地区和企业的投资冲动。中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可能各地皆大欢喜；出台抑制投资过热的政策则难免遇到各地的博弈。因此，主要以对付衰退和通胀为目标的西方现成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工具未必能适应中国调节投资过热的需要。中国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特别是制定抑制局部地区和行业投资过热的政策时，需要在调控者和调控对象的相互博弈的磨合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既能保持整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能尽可能适应各地、各行业眼前利益，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路。
　　问题的另一面是，十多亿人追求物质财富的冲动，到底能为各地区、各行业带来怎样的发展潜力，让中国整体经济出现什么奇迹，恐怕按西方现成理论和实践也难以准确估计。仅仅十多年前，有多少人能想象得到，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年就能生产并销售出五、六亿吨钢，1500万辆汽车？对这些问题的调控可能还是留给市场去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