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土地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激烈。
　　中央的意图非常明确：一要保护耕地规模，从而保证全国的粮食安全；二要保护百姓利益，从而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三要保护建设用地，从而保证经济有一定的稳定增长。而地方的考虑主要是两个：地区增长与政府业绩。对此，地方需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撑。
　　1994年分税改革之后，地方的事权相对扩大，财权相对缩小，于是卖地成了地方政府增加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手段。为了更好地卖地，地方动用了各种名目，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
　　一是百姓利益受损。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地方上凡是涉及到农地转用、城市拆迁的问题时，百姓上访、警民冲突、干群矛盾总是不断。地方政府为获取资本的青睐或政绩的提升，动辄强行圈地、低价出让、克扣补偿，使百姓遭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虽然新的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经出台，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损害百姓利益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二是市场风险加大。拿地的开发商以土地作抵押，自然可以最大程度地撬动信贷。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银行三方合谋，无风险套利，成为流动性泛滥的渊薮。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在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同时，也延缓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对市场经济的完善造成了损害。
　　三是中央威信受损。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随意转用、瞒报虚报和巧取豪夺，不仅影响了上情下达，阻碍了中央政策的执行，而且扭曲了官员的形象，损害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对此，温家宝总理有过多次敏锐的告诫：官员腐败、通货膨胀和分配不公，严重的话可以危及政权的巩固。
　　不可否认，地方与中央的适度博弈是有益处的。这种适度博弈，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地方政府能够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这种适度博弈，还能改变中国经济单纯靠中央政府一台“发动机”推进的局面，让多台地方政府的“发动机”共同参与、共同推进。
　　但是，过度的博弈则是一种危害。地方政府如果过度考虑自身利益，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指导思想下，目光短浅，瞒天过海，饮鸩止渴，竭泽而渔，那就是一种不稳定因素。
　　所以，从发展大计出发，既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又要制约地方的盲目冲动，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更加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在争议最大的税收领域，可以考虑重新划分现有税种的征收主体，比如在土地方面，通过经常性的房产税，直接为地方政府增加税源。这样，地方政府就不必再为能够一次性收取地租而绞尽脑汁，其职能就有可能真正实现从生产向服务的转变。
　　其次是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迟迟难于落实在实际工作之中。时至今日，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确实应该歇歇了，应该让市场内生型的增长方式尽快上位。政绩考核的重点，也应该完全转到市场监管、社会服务、环境保护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GDP至上、速度至上的观念必须改变。
　　第三是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政府监督体系。仅仅依靠中央来监督地方政府是不现实的，应充分发挥人大、舆论和群众监督的能量，把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并让正义做主导、法律唱主角、民生成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