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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2月24日宣布，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为其特别顾问。当IMF官员提前将此消息通知我时，作为中国人，高兴是自然的，惊讶却谈不上。
因为中国人担任IMF要职，实在是大势所趋。在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IMF势必扮演一个关键性角色，但能否扮演好这个角色，IMF就必须获得合法性。合法性从哪里来？按照卡恩的说法，就必须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份额，以反映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代表性不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年前如此积极地推动IMF份额改革的原因。”卡恩曾在一次专访中对我说。“如果没有合法性，就没有人会听我们的政策建议，或者郑重接受我们的早期预警。”
份额变化的同时，IMF的人员组成必须得到优化。按以往惯例，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IMF总裁则是欧洲人的禁脔。目前为IMF服务的一般工作人员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人员明显偏少，尤其是像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职员数量与其实力和影响力很不相称。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合理的，改革将是迟早之事。卡恩就曾对我明言，如果有一天IMF和世行领导人来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按他的话说：“那是‘旧世界’，而现在是‘新世界’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举措，卡恩说他曾就相关事宜和中方进行沟通。
于是，也就有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最终的出线。朱民曾在华盛顿的约翰·布鲁金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世行担任过经济学家。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以及国际化的背景，显然有助于IMF与新兴经济体改善关系，尤其是改善因亚洲金融风暴而恶化的IMF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卡恩在任命朱民的声明中就指出：“朱民带来了政府和金融领域的宝贵经验，我期待听到他的意见。作为特别顾问，他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我和我的管理团队并肩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朱民赴IMF出任要职，中国国力的发展自然功不可没。但这还只是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从国际化角度看，继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又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出任国际金融机构要职，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智慧”的更加认同。
林毅夫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对于林毅夫在世行的表现，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就对我说，林毅夫给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颇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为什么这么说？用林毅夫自己的话说，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但这就带来的一个问题。林毅夫就曾指出：“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也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了世界另外一种思路。比如，中国在经济困境时，通过发展基础建设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解决未来发展的瓶颈问题，这些有效措施就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并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效仿的一个方面。林毅夫在世行的一系列意见，其实就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与经验。
中国驻世行前执行董事邹加怡对我说，林毅夫为世行带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素材来自中国丰富的发展实践，就任以来，他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独到见解赢得了世行内外的广泛肯定和尊重。”
从林毅夫的表现以及朱民入职IMF看，新兴经济体有自己的优秀人才，也完全可以从人才、思想和理论等多个方面，为国际经济做出贡献。在这方面，世行开了个好头，作为姊妹机构的IMF也终于有了进步。这是不错的开端，但对比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的影响力，这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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