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涉及碳排放的企业，对哥本哈根会议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因为沿着“巴厘岛路线图”走到哥本哈根之后，企业的“大限”似乎就要到来。
　　何为“大限”？发展中国家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了，企业的排放阻力将大到极限。尽管会议结果尚存变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限”一旦到来，企业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采取措施切实减少排放，要么眼睛向外寻觅排放配额。前者需要技术与合作，后者需要更多的钱。
　　不管走哪条路，企业当然都要讲责任。所谓责任，就是要对消费者负责，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和历史负责。一个没有责任意识的企业，既无法混迹于日益挑剔的现实市场，也不能以自己的形象赢得国民和社会的尊重。企业创办和发展的条件固然很多，但责任应该始终是最重要的一条。
　　当然，在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之际，一味强调企业的责任难免徒劳，所以还要讲法律的约束。现阶段，我们在环境保护以及相关的企业行为和政府责任上，已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一支权力逐渐归位的执法队伍。企业在高压之中逐渐走上正轨，这是现状，也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法律标准如何与时俱进，既能跟上先进国家的步伐，又能体现本国国情和社会承受力；另一个是执法力度如何做到整齐划一，既不让法律武器成为摆设，也不让环境保护留下死角。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尚任重道远。
　　强调法律责任，只是解决了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问题，还不能解决企业在碳减排上的内在动力问题。企业在碳减排上的内在动力，应当来自碳排放信用的买卖上。
　　发达国家通过输出资金与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碳排放配额，应该成为我们企业碳减排内在动力的源泉。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150亿美元，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碳排放信用交易量到2012年将占到全球的41%，这些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块硕大的蛋糕。现在的难题是，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会开始明确减排指标，我国企业说不定就需要向国外购买配额了。所以今后三年是中国企业角色转换的适应期，也是不可忽视的战略机遇期。
　　目前对我国企业来说，碳交易存在两大威胁：一是企业议价能力弱，全球二氧化碳配额成交价格平均每吨只有二三十美元；二是今后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碳交易行列当中，减排企业的实际收益和获利动力还会大大降低。这两种威胁对企业来说，又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如果加速减排以求效益，但价格太低买卖不划算；如果等待时机视价而沽，又恐市场急剧膨胀行情看跌。
　　解决矛盾的钥匙，可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碳交易市场中，谁减排成本更低，审批效率更高，市场环境更理性，赢利模式更高效，准入与退出更迅捷，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些条件的创立，应该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协调与服务。目前欧盟正在酝酿碳信用拍卖机制，我们也可以尽快协助促成并运用到实际当中，甚至还可以在国内先行试验，让减排企业增强获利的冲动，为企业提供一个完全可以把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