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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一致同意继续执行业已推出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以便稳固目前出现的经济复苏基础。估计不久后举行的G-20峰会大概也还是这个调子。在中国，高层人士最近更是多次表示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落实完善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
正如有媒体评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的这个表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而不是经济措施。实际上，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一些西方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人士已经有刺激经济政策应该退出之议。美国一些大银行甚至主动提前归还了政府的救援资金。
笔者认为，对西方国家而言，如果此次的经济危机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严重，那么复苏能比预期的要快，刺激经济政策“退出”，未尝不可。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基本国情、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经济下滑(按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中国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或曰经济衰退，只是出现了下滑)原因和应对的措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现在绝不可以轻言“退出”，今后也不能放弃，而且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刺激民营企业发展方面要大大加强。
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正等待向城市工商业转移；10多亿中国人刚刚过上有尊严的小康生活，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他们对罗斯托所描绘的“大规模消费阶段”的向往。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维持一个定的增长速度。至于这个最起码的增长速度具体应该是多少，学界根据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说法，低的认为是6%，高的认为是10%，通常认为应该至少保持在8%的水平。如果低于这个速度，从长远看，不能保证如期实现工业化，让全国人民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从现实看，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就会造成大批农民工返乡，而许多农民工返乡后已经无地可种，或者他们根本不会种地了。在中国，不解决好两亿多农民工和数量与之相仿的、准备加入农民工大军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一切经济学的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
自上世纪70年代西方传统制造业发展达到顶峰后，经过几十年的调整，该保留的保留了，该发展的发展了，该转移的转移了，其经济结构已经比较合理，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完善，节能、环保等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他们的实体经济不论是核心技术等硬件方面，还是品牌营销等软实力方面都没有出现大问题。
此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波及到整个实体经济，是因为金融系统泡沫破灭造成信心崩溃，资金链断裂。因此，西方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向金融系统输血，稳住金融系统。一旦金融系统稳住脚跟，确实不需要再靠政府的刺激措施了。
中国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遭遇到的困难，一方面是外需骤然下降的临时困难，同时也暴露出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不足等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的刺激经济措施，主要是向实体经济投放更多流动性，刺激实体经济增长，保民生，保就业。这些措施既是应付眼前外需骤降的权宜之计，更是着眼长远的结构性调整之策。
即使全球危机缓解，外部需求环境好转，解决国内长期形成的矛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持之以恒。更何况刺激计划中包括不少实体经济的工程项目，一旦开了工，后续投资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就成为了“烂尾工程”。
人们担心，靠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推行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可能因为流动性投放过多而引发通货膨胀，甚至引发滞胀。
战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刺激经济，确实最终导致了滞胀局面。但是，当时西方的扩张性财政或是投到越南战场，或是投到社会福利，刺激了消费，但没促进供给。而中国实行的刺激增长措施主要投向了能增加供给的实体经济，从而有可能避免通胀。
从目前情况看，政府的刺激经济措施，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有人担心由此引起“国进民退”现象，从而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没有民企的强劲发展，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长远增长和扩大就业。但是有分析认为，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到达一定水平后能起到刺激民间投资的作用。国企的投资能够带动人气，创造更好的投资氛围。制约民企投资积极性的主要不是由政府投资国企对民企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而是政府的政策措施是否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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