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现正进入“中盘”阶段，世界各国正聚精会神地寻找走出危机的良方。为了防止因危机引发经济过快下滑，中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应急性财政、货币政策，并且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较长时间可持续发展，提前布局新的经济增长点。
纵观世界历次的经济危机，常常是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良机；而且，在危机过后，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产业带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比如，1899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俄罗斯，使工业生产陷入危机。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最先跟进，英国尾随其后。1903年，美国才爆发全面危机，并转入萧条。此时，德国、美国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并占领英国的海外市场，带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再比如，1922年至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1930年以后，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美国在西部建立军工企业，发展汽车等机械制造业和高技术工业。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科技革命发端于斯坦福大学及其周围地区，60年代成为高新技术的核心———“硅谷”。还比如，1987年，因为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中东局势的不断紧张，造就了华尔街的大崩溃。这便是“黑色星期一”。这一轮危机使美国支柱产业发生了巨大改变，钢铁、汽车、工具机、消费型电子及办公设备等令人瞩目的产业等迅速衰落。但是，这一时期，休闲娱乐业和金融服务业则成为最具有竞争实力的支柱产业。最近的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导致拉美股市的暴跌，也让欧洲股市指数、远东指数及世界股市指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但是，这场危机之后，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增长来源之一。
那么，如何提前布局新的经济增长点呢？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想到支柱产业选择、扶持、培育，并让支柱产业在产业中发挥引导的作用。其实，要更准确地表达，称其为引导性产业更为合适。这些引导性产业应该具备以下的特点：
首先，这些产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生产发展速度较快，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它们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诱导新产业崛起；对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各部门、所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变化，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其次，应该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同时具有资源禀赋的优势。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决定了引导性产业的产业基础，我们只能在现有的产业基础上来选择、培育，脱离现有经济的实际水平，引导性产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资源禀赋的优势决定了我们竞争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是独特的、持久的、不可替代的。比如，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并尊重这一时期产业发展的特有规律。
再次，要能够有效整合并运用最新的科学资源和技术资源，尤其是我们已经掌握的科学资源和技术资源。因为工业化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支柱产业不断变迁的过程，而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实际上是最新的科学资源和技术资源不断地运用于产业的过程。美国作为工业化国家代表，其支柱产业变迁过程既遵循了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性。1860年以前，轻纺产业占主要地位；1860年至1900年钢铁、煤炭快速增长；1900年至1950年期间，重化产值逐步超过轻纺产值，钢铁、机械制造和化工产业成为经济主导。二战后，美国重点发展资本集约型产业，钢铁、汽车、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1970年以后，大力发展技术集约型产业，如航天航空、IC、计算机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1990年以后，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加强了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最后，在形成引导性产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政府发挥有效的引导作用，扮演生产要素创造者。以美国为例，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地进行大量投资，为了创造生产要素而不遗余力。美国政府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上也扮演重要角色，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反托拉斯法以维系自由开放的交易体系。美国政府还在应对前瞻性问题的挑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太空探险、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为国内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们已经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更加着力培育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上层次、有后劲、可持续，并推动中国经济提前走出经济危机，带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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