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入学，家长必须交上“无犯罪记录证明”、“无违法生育证明”、“老家无监护人证明”、“养老保险缴费单”等在内的十个证件材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因为无法办齐十证而落得无书可读。
这个雷人的事情发生在宁波外来人口聚集的东钱湖镇。
这十个证的制定者是浙江省教育厅。
这么荒诞的要求实在有损我们政府的形象，怎么看怎么无法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心态。
何谈执政者要心怀仁爱，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体现。别说办不下来证、孩子入不了学的家长感到被人瞧不起、心里空荡荡的，就连我这个媒体人看了都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不久前，郑州也出现了孩子入学要办齐五个证的情况，再不久前，北京也出现了孩子入学要办齐七个证的怪象，基础教育没有基础，问题多多，这让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公民无比汗颜。
宁波一年财政收入现在已经达到了800个亿，800个亿，这是一个经济上成功发展的大城市！
一个大国，一个已经算是富裕的大城市，怎么在基础教育问题上还会有如此落后的做法？
到底国家有多少钱，城市有多少钱之后，孩子们义务教育才会畅通无阻、保质保量？
显而易见，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长久以来，困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的是户籍制度和地方财政制度，由于我国基础教育的经费是由地方拨付，所以根据地方户口来拨付义务教育经费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这种制度瓶颈造成长期以来，流动人口的迁入地、迁出地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互相意见不能统一。
2001年，为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国家首次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更加明确提出：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要制定规章，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和重要工作内容；要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安排必要的保障经费，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三令五申“流入地、公立学校”为主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户籍制度所带来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而这之后几年，频频出现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荒诞政策、阻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当地公立学校的不良事件，显然这个政策没有能够很好地落实。
几年间，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继续承担着缓解这种矛盾的地方，但这种市场化办学有着先天的缺陷——首先，为穷孩子办教育，到底要不要营利是个大问题；其次，教育是一个需要大投入的产业，而打工子弟学校长期以来就是“四低”特点，即投资低、教师工资低、家长缴费低，这就造成了教育质量相对低。
僵化的教育体制和行政政策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却以牺牲孩子们的教育为代价，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担忧。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心态和决心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流入地城市应该以积极务实的态度面对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外来人口的激增、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保障。并且在我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务实的态度必须即时有效地转变成务实的做法，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巨大的矛盾冲突。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每三个适龄儿童中就有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如果对待这些庞大基数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地方政府采取消极应战、视而不见的态度，或者像浙江省教育厅一样出台旨在阻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不合理的歧视性政策，这种做法不仅和经济发展的步调太不一致，而且这种不顾城市综合发展而只看中经济发展的做法也必将成为转型时期人才竞争中制约经济发展的软肋。一些地方正在尝试加大当地公立学校的扩建改造和制定灵活有效的教育整合措施、比如发放地方教育券、引入民间慈善基金会共同办学等等。当下，如果不能跟进这样的政策制定，在诸如基础教育的百年大计问题上滞后、落后，不仅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更将离我们所需要看到的一个大国追求的所谓软实力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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