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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使外贸依存度高达近70%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为应对挑战，中国果断出台了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从目前情况看，正如《人民日报》日前所报道的那样“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比预料的要好。一些行业和企业生产正在逐步恢复，市场信心提振，经济活跃程度提高，国内需求持续提升，股市、房地产市场交易量扩大。”事实再次明证，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只要不折腾，一定能办好自己的事。
日本当年曾被称为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是西方经济发展“优等生”，但当石油危机引发西方经济普遍衰退时，1974年的日本经济也录得0.4个百分点的负增长。在此次全球经济普遍衰退情况下，已经高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能独善其身，不仅不至于衰退，还能保持相当的增长，不说绝无仅有，也属难能可贵。当然，现在中国还没彻底摆脱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局面，痛定思痛，为时尚早，更没到痛饮庆功酒，总结经验的时候。但是，回望一眼，我们是怎么取得初步成效的，对坚定信心，继续迎战可能更严峻的挑战不无裨益。
中外经济学界、舆论界对中国经济取得成绩有很多议论，而从我们有限的视野看，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在坚持自己目标的前提下，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汲取各国发展经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是自己获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国政府推出的政策措施的背后，通常都会有一定的经济学理念支撑。仅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并不是先建立起一套完整理论框架后，才开始改革开放，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而是确定了这个坚定的目标后，在实践中探索，尽可能地吸收世界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为我所用。而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环境特别复杂，除了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外需萎缩外，也有改革开放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更有30年高速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确实不可能有一套现成的理论体系指导我们解决一切问题。
战后，随着整个世界，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出现深刻变化，不能再简单地认为他们全是“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尽管学派纷繁，争论不休，主流学派的交椅数易其主，谁也没开出一付包治市场经济百病的妙方，但各个学派，通过对一定时期，或从某一侧面市场经济运行的观察分析，还是把握了一些规律，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们得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成就，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有用的因素。人们称中国的一揽子调控措施为“组合拳”，实际上在这些政策措施中确实能看到各种学说中合理因素的影子，有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货币主义的货币手段、熊彼特鼓励创新的理论，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当初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课书中某些并没过时的东西。正是我们不囿于一家一派的说法，不仅求“主义真”，更求有利于人民眼前和长远福祉，才能取得宏观调控的成功。
政策措施的成功，除取决于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外，还取决于政策所运行的体制环境。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人努力寻求富民强国的发展道路。起初，“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认为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不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模仿苏联的经济体制一无是处，总的说并不成功。只有最近30年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我们既保留了对关乎国计民生命脉的部门或企业，实行国有制或国有控股的所有制形式，也引进和培育了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所有制形式；我们既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不放弃当“市场失灵”时，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调控手段。国外舆论认为，这可以称为“中国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在占人类人口1/5的国家里创造了‘世界奇迹’，是一条社会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功之路，对发展中国家甚至新兴民主国家‘有吸引力’。”(詹得雄《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尽管我们的体制还有种种有待完善之处，但在目前和可以想见的将来，这个体制是我们既能在顺境中实现高速发展，又能在困境中及时调整，转危为安的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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