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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达事件近日甚嚣尘上。国家药监局正面回应了媒体：复方丹参滴丸从不在不良反应药品之列。李连达自己此前也承认，高达3%以上的不良反应率来自天士力老总所编的相关书籍，而并非自己的实验。自此，科学家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问题再次凸显了出来，尽管整个事件还远未到盖棺论定的地步。
从各种报道中不难看出，李连达的背后显然站着一家药企——广州白云山。而指摘李连达论文造假的人，背后也赫然站着另一家药企——天津天士力。个人口水战的内幕，其实是两家互为竞争关系的企业间的利益争斗。科学舞台上弥漫着的，是令人作呕的功利飞沫，而不是让人赏心悦目的色彩和灯光。
社会转型期，人们略微浮躁、浅薄或功利一点是在所难免的，但像我们目前这样，就实在让人难以容忍了。院士到处兼职、教授抛荒讲台、专家迷恋走穴、学者渴望出名的现象，已演变成一种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我们科学研究的根基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未来。许多人都在问：我们的基础科学为何如此薄弱？我们何时才能圆梦诺贝尔奖？有当前这种社会心态和学术乱象在，我们这种不安和焦虑估计短时间内很难消除。要改变这种现状，固然需要人们的自我修炼和内心觉醒，但更需要制度的约束和政策的导引。
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叫理查德·多尔的人。两年前，当人们发现这位全球第一个提出吸烟会致癌的流行病学权威，竟与各制药公司有着长达20年的金钱交易关系之后，全球科学界为之震惊。科学与良知，在金钱裹挟中已越来越难以全身而退，约束机制高度发达的美国尚且如此，我们更需要加倍努力。
根据相关规定，我国专家在申请科研项目时要有企业的资金支持，就像企业申请科研项目时要有专家支持一样。这是厂家到处找专家、专家到处当顾问的乱象之因。从这种规定中产生出来的研究项目，其公益性和社会服务性难免会发生偏差和错位，企业研发积极性和核心竞争力的储备也难免会受到限制。这种制度应该改变。
当前教育系统对学校的考核和对教师的评聘，多以论文的多寡、研究课题的影响力来考量，这是教师们不安心讲课、学生们见不着自己老师的怪象之源。有的学校甚至鼓励教师四处拉关系，到处找后门，为学校谋求更多的项目和资金，上不上课已变成非常无所谓的事情，弄得学校不像学校、公司不像公司，连孔老夫子都会头疼。这种制度也应该改变。
学者们的福利待遇着实不高，搞导弹不如搞“倒蛋”的现象目前多少也还存在着，这是学者们不安心做学问、热衷走穴和渴望成名的致命软肋。国家该养的养不好，不该养的又不能彻底走向市场，以这种半计划半市场、不计划不市场的环境，是无法培养出能从苹果落地中发现万有引力那样的人才的。这种制度也应该改变。
现在的专家说话都很随便，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份界限和“语力”范围，普遍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胆量和勇气。这是社会“权威”林立、网络争辩不休的根本原因。而现有的法律架构，又不能很好地界定出什么样的专家不能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信息只能由什么样的机构披露；也不能很好地界定出什么样的科研机构才能从事什么样的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只能由什么样的机构发布，所以才有了天士力的事件。这种制度当然也应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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