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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30年足以让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霜鬓学者，也足以让一个孔武壮汉变成一个沧桑老人。
对历史来说，30年虽在弹指间，但我们却也仿佛看到了一种生命嬗变的年轮——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经济社会空前繁荣、综合国力日趋强大、政府执政渐见成熟。亲身见证并参与这样的改革过程，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耀，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许多人都倾向于这样的说法：30年改革最根本的手段，同时也是最大的成就，就是选择了两条路径：一条是把作为个体的“人”从否定个性、一大二公的社会形态中解放出来，充分调动和释放了每个人的积极性，解决了发展的内因即市场主体问题；另一条是“摸着石头”走向“彼岸”，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解决了发展的外因即环境和制度问题。前者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承认和恢复了人的“经济人假设”，最后达到“经济人”与“社会人”的高度统一；后者则是对改革方向不断修正直至确定终极目标，今天也还只是刚刚破题，言功德圆满还为时尚早。
人生来就有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种“利己”的经济人本质，承认并释放它，需要改革的勇气。土地承包也好，个体经济诞生也罢，都是经济人本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萌动和发展。这种“利己”者在现实中其实并不排斥“利他”，他们在发展自我的同时，也带来行业、地区乃至社会的进步。而且，许多人在市场的纷扰中勇敢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完成了道德的觉醒和升华，达到了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的完美重叠，从而实现了经济人的“利润率最大化”与社会人的“价值率最大化”的内在统一。社会风气的不断好转，“5.12”的抗震精神和北京奥运会的“鸟巢一代”，就说明我们这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并没有排斥人性的锻造和民族性格的重铸。以人为本，捧出一个大写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初步解决了“人”的问题之后，我们下一步则恐怕要解决制度的问题。如果说，解决了“人”的问题是改革的“上半场”的话，那么，解决市场的内生性增长力量与外部环境制约因素的矛盾，就是改革的下半场球。当然，越到最后，“比赛”越关键，也越艰难。
比如垄断的问题。已有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指出，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将主要是反垄断。反垄断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已有100多年历史，于我国则刚刚起步。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反垄断的难点，恐怕不在于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等企业行为上，而主要在于行政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现象上。在我国，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那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和挂靠政府部门享受优惠待遇的大企业，都是不公平竞争的始作俑者，也是危及社会公平的角色。
又比如权力过大的问题。改革30年，政府管制价格的产品已大大减少，但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并没有收敛。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土地的拍卖、基础建设的招标上，这是当前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的主要领域。如何规范政府的行为，加强监督和制约，让权力真正远离市场，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下一步政治改革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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