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成了网络红人。他以实名上网，与网友广泛交流，一个多月发帖200余篇，目的想借助网络力量推动反腐倡廉。还别说，网民对他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并亲切称其为“杨平同学”。据说，这种“官员中的另类网民，网民中的另类官员”，在湖南绝无仅有。
必须肯定，杨平这个“螃蟹”吃得好。面对经济规模已达数百亿元，并已成为反腐举报主渠道的互联网，杨平的行为代表了中国现代官员工作区域拓展的方向，体现了“管干部的干部”对网络的深刻理解和对责任的科学把握，也贯彻和实践了中央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利用网络的精神和要求。百姓从疑虑到欢迎，都在情理之中，都很自然。
只是，我有点替他担心。
担心什么呢？中国的政治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官场上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韬光养晦比锋芒毕露更经常被人使用，行政等级比使命责任更经常被人重视。在一个地方，如果是作秀的话，那么，木“秀”于林，躲不过风；如果是做事的话，那么，喧宾夺主，岂能自保？如果再被网友们大量冠以“某青天”、“某包公”之类的话，那就简直功高震主、到处树敌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数不胜数。事实上，在杨平的内心里，我们除了体会到勇气和信心之外，也体会到了某种孤独和忧虑。
对中国官员来说，敢于上网、能够上网终究是件好事，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今年3月20日，昆明迎来首个“市长接待日”，有一些市民打地铺通宵排队等待接见。6月26日，广州市九位正副市长及各区、县、镇政府领导同步“摆摊”接访，数万名市民也是打地铺冒雨排队，人龙绵延达数百米。有人过后献计说，市长在网上设个办公室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几万人同时去见行政主官，几万件事情同时压在市长、县长和镇长的肩上，这件事情本身就已非常不靠谱。至于百姓通过什么渠道反映，已变得无关紧要了。
问题恰恰在这里：百姓为什么非要找行政主官不可？难道底下的行政部门不管用吗？难道只有行政主官说话或点头，百姓才觉得有把握、有希望？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蕴含在问题里面。许多地方的事情往往是这样：没有上级的督导，底下的人就有可能办事拖拉、得过且过；没有主官的过问，底下的人就有可能阻力重重、到处碰壁。
所以从根上说，改变人治要先从权力下放做起。强调首长负责制，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身上。重大决策之外，一些工作常态性的事务，要让底下部门有责也有权。政府要多“口”对外，而不是只让一个行政主官的“口”对外。指导思想是要改变政府官员对经济、社会管得过多过细的执政方式，改变百姓对官员过分依赖的生存方式。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变权力管人为制度管人，让所有事情都服从于法律、道德，服从于社会的公序良俗，而不是围绕在权力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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