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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一位政协委员关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应由国家“埋单”的提议，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108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济宁市市长又对这种反对表示了反对。
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问题上，有些人在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貌似“功德无量”的行为，实际上极有可能干扰甚至破坏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到头来顶多仅平添一处人造景观，却落下个劳民又伤财的骂名。
为什么这么说呢？济宁市的九龙山两侧，坐落着孔子的故里曲阜和孟子的故里邹城。济宁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分量确实很重，冠以“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没有错的。但是，仅仅凭借这一点，济宁就想搞起中国文化的“圣城”，恐怕不太合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指出，中国文化不是孔孟之道所能包容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不是儒家所能代表的。何况，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也没有给国人带来多少好日子，我们记忆里尽是一些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甚至受人凌辱的历史片断。
因此，这种现时代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对同样有功于中国社会进步的道、法、墨等历史诸家是不公平的，对同样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汉以外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不公平的。文化如果只是一味“圈养”起来，而不能在开放的形态上与别的文化相互融通、彼此借鉴、共同发展，这样的文化恐怕也不会成为一种先进的文化。
其实，以目前的文化分量，济宁已足够令世人瞩目，也已足够充当起民族文化的“纽带”。但为什么还要豪掷300亿元，动用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制造那么多的拆迁和移民，并添加大量的人造工程，把自己拔到“文化副都”的高度呢？恐怕难逃地方利益驱动的嫌疑。从实际情况看，这里的全球定位、经济状况和交通条件，似乎也负载不起政府的那么多期待和愿望。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公共建设中的“长官意志”问题。在中国古代，官员意志贯穿了整个社会发展史，所有的公共建设几乎都是在官员主导下完成的，这是由当时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在这些公共建设中，能够在历史的淘洗下流传下来的精品如长城、都江堰等，无一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很高的技术性和很深刻的文化内涵。这说明，只有来源于生活实践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共产品，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那种无聊的堆砌、生硬的捏合，只能化作一种苍白、空洞的文化符号。就像眼下这种“文化标志城”，其充其量就是一种新的旅游景点，一种文化的微缩景观，全部意义就在于“逛完就完”。只要剥离孔孟和儒家的内容，就只剩下一堆文化泡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是必须受到约束的。那种没有历史担当、不顾现实条件、也难容群众意见的长官意志，是绝对不能主导公共建设乃至引领经济发展的。对其最好的约束手段，就是完善听证，推行专家咨询和民意反馈，并加强人大监督。我们必须让政府官员在花钱和行政的时候，能够抱着一种“敬畏”之心——钱是人民的血汗，权是人民的重托；一分一厘当思来之不易，一举一动当思天地良心。我们必须让政府官员在面对历史和未来的时候，也能够抱着一种“敬畏”之心——文化不是标签，务实最为关键；楼堂馆所不是发展的根本，安居乐业才是民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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